面对后金的强劲军事力量，必须重振军略，训练出有一定基础，一定数量的精税部队。练兵又涉及钱的问题，增加钱财又是练军的重要因素。
贪官想方设法为自己捞钱，社会管理则必须面对整个社会，不可能象贪官那样只想着为自己捞钱，而是要增天下财富。钱财从此人到彼人手中转换并不一定会增值，只有发展生产才能增加社会总财富。
天下财富增加了，多少也可能惠及天下人，天下人能受惠，天下才能增加稳定的基础。天下财富增加的同时也应增加国家对财富的掌握，减少大户埋藏金钱的数量。
此崇祯想组织人力进行开垦和生产，没有条件全国展开，只能动用自己的力量局部的展开，而军屯区是此崇祯看重的生产区域。
如果拥有一个高效，能力强的政府，那就轻松多，对抗后金，救济灾民，内部管理都好办。可是文官政府就是重点在维护士族利益上，极少有人从国家角度考虑问，再好的政策到了文官手中也要变性，能打质扣执行就不错了，许多文都以贪污方法面对好政策，而其贪污实质上是一种极大的破坏，对国家政策起到对抗作用。
对于军事，此崇祯认为需要由屯田制逐渐向慕兵制转变，现在对全国的掌握力度还差得远，慕兵制只局限于新军、辽东关宁军、天象军和秦军，北方禁军都是在原先有的兵员基础上训练，其它地方则肯定暂时不能提慕兵制，现在要做的是利用原先的屯田制，屯田虽然有许多不足，总比军备荒废好。
先在屯田区实行新兵种制度，为向慕兵制转化提供基础，新兵种制就是建立从民兵，基础兵，辅兵，战兵，野战兵的多层次兵制。适龄男女都是民兵，熟练的民兵就是基础兵，从基础兵中招收辅兵，辅兵适应战争环境后，就可升为战兵，战兵中的优秀者为野战兵。
非沿江沿海的其它区域的军屯区以原先的军屯区域为准，不再增加军屯区域。当朝的崇祯帝新增了沿江沿海许多地方为军屯区，沿江增加了纤夫生活的有关区域为军屯区，沿海增加了鱼民村和港口为军屯区。军屯区的人力主要是军户性质的农民或渔民，军屯区也是一个社会，且是一个能改造的社会，一个能改造得比外面的社会有所不同的社会，所以又可叫特区。
新军屯区最主要的特点是只有户籍，而没有户籍的区别，就是没有自由农民与军职，匠职等户籍的区别，而是所有人都一样。原先的老军屯区在原有的基础上也向特军屯区的原则发展。
所有军屯区域都可以视为特区，而以沿江沿海扩宽了的军屯区更为特别。因为沿江沿海的区域划进入许多渔民和农民，甚至也有商人和其他人员，做为崇祯帝的朱弘，决定将军屯区的发展比大明其它地方有所变化，就是要创造各种职业的人都能有良好的生存环球境，把这有所变化的区域视为特区的重点。
明末时期并不是没有人才，如果高端人才发展不起来，处理一般基础社会事务的人才还是不缺，中国许多时期都不是没有人才，而是人才竞争太激烈，激烈竞争的人才在士族或贪官污吏打压下无法发挥。皇帝体系需要做的是启用当时的人才为特区服务，并为特区的人才排除干扰。
被士族忽视的屯田区域和士族力量并不十分强大的乡村地域就是特区发展的最初地域。给特区设定规则，确定发展方向，特区的人才就能很好的发挥作用。清匪反霸就基本上能为特区排除干扰。特区的发展方向也很简单，就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新军或新军训练是联系特区的纽带，而清匪反霸有利于新军的训练和军力的提高。
军屯区的沿江沿海地区生产和军训并重，其它内陆地区则以生产为主，以军训为辅。以前军屯区的军户被视为比自由农户下一等级的人，现在取消军户，也就是军屯区的人员不入军户，成为与自由农民一样的人。
在沿江沿海特区划进了一些原先的乡村，新特区的人按里甲制组织起来，一般一个村为一里，一个组为一甲。山区的一个小区域，大村的一边巷道，或家族中的一房人为一甲。当时需要的是组织起来生产，组织起来共渡难关，而集体，即让人感觉到社会组织或家族的关怀，也让人感到集体的力量而安心。
沿江沿海是特区的主要区域，以乡村为单位，以自然形成的交易区域为一乡。一般以中等的自然村为一村，太小的自然村则以一个小区域共同组成一村，乡由几个有联系的村组成，有的特大村就是一乡。几个集市联系较密切者，或距离相隔不远者组成一区。区之上或在某县境内的几个区则合称为某府某县境内的联合卫所，如九江境内的卫所，霞普境内的卫所。
乡长、村长之类的称呼是后世的概念，大明时期只有甲正、里正，甲正相当于后世的组长，里正相当于后世的村长，大里长相当于后世的乡长、区长之类。
大明的富人或权贵也有区域的，富人和举人以上的权贵都住在城内或较好的区域，一般不会与苦力杂居。当然也有极少数举人以上的人居住在原先的自然村，自然村又刚好划进了特区。
特区内主要人员是新军和苦力，新军提倡相互尊重，合力办事，苦力求的是一口吃的，新军和苦力在新军的相互尊重齐心协力分饭吃的观念下过得较好一点。新军和苦力虽然知道士族要维护士大夫高人一等的利益，但特区内的新军和苦力并不知官场是怎样维护其即得利益的，更不知贪污具体怎样操作或贪污的详情。
对人员管理太严的地方人员想着自由，但太自由散散漫的人又想着有人管理，或想念有家或社会组织。明末时期虽然有里甲制，但只是出现了组织，许多地方大都没有实施或名存实亡，全国大部分农民，即没有人管生活，也没有人管饭吃。现在新军及其民政官对军屯区的人组织起来，即管理生活，也管饭吃，反而顺应了当时人的心理。
后世的人很爱谈革命问题，明末时期，不存在革命的思想，也就不存在革命之源，当时的特区对地主或地方豪强，也没有动员人去反对或打击，而是提倡抑制过分掠夺的地主，倡导减租减速息。对苦力或贫苦人员也不可能视为革命的力量，而是提倡大家一起活下去，依靠相互帮助，依靠搞好生产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