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弘的任务就是要走出这历史的困局，要走出这历史的困局，光靠利用当时现有的力量是不足的。
在明末，力量最大的士族已经没路，历史上士族本来也有发展之道，可明末的士族却陷入党争，党争起来后，不惜代价，党争之后，需要干什么，极少人思考，也就是说，明末的士族已经进入了没有共识，迷失士族之道的无道地步。
明末的农民阶级也不是个可用力量，尽管朱弘在青少年时期完全拥有过农民反对地主压迫的立场，情感上与李自成等农民起义站在一边，但后来反思，农民也只是天下人的一部分，且是个有待于挽救的群体，而不是个能挽救时局的力量，其主要原因是没有思想文化，不善于组织生产，且其主要人员难以掌握文化或不愿意去掌握思想文化。农民只知按传统当农民，没有学习文化的热情或没有学习知识的兴趣，是一个没有发展的力量，或前途受限的力量。象李自成，张献忠之流，一心是怎样打贪官地主，抢钱粮，目光短浅。象皇太极，多尔滚之流，不但对东亚各族的力量计算清楚，而且对大明国内的各反抗力量，如李自成、张献忠之流也调查清楚。
朱弘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起用庶族，庶族就是有蒙学基础，有心追求文化，但又没有获得权力和地位的人，是一个有待发展的力量，是一个较小的力量，是农民的上层或地主的下层人员。先前朱弘办学习班，就是自己培训庶族力量的重要行动。
庶族是一个有待于发展的力量，即可吸收农民的上层学习文化成为庶族，又吸收士族的下层。庶族是还没取得功名的人，对儒家文化掌握不深，这即是庶族的优点，也是庶族的缺点，从优点上看，庶族对士族那些习惯接触得不深，能克服士族中的腐蚀问题，也因对四书五经掌握不深，而儒学对庶族的局限不深，庶族易掌握新知，其缺点自然庶族是对儒家文化掌握不够深，诗文水平不足，自信力也不足。
士族虽然有文化，但大都局限于儒家知识或四书五经，大部分人都不识五谷，不懂生产。农民虽然懂农业生产，但只是按习惯生产，没有其它知识或一般文化的支承，不便于总结生产经验，生产技术也难以发展。
一个民族什么都不怕缺乏，就是怕缺乏文化，只要有文化，什么都可以创造，什么都可以发展起来。历史事实是，任何时代，具得功名的人只有那么少数，没有取得功名的学子却比有功名的人员多得多，这是无法改变的普遍现象，士族的“道”只关注取得功名的少数人而忽视大多数人。如果大多数总是处在被忽视之中，这是社会的悲哀。
现在朱弘把目光族在庶族身上，庶族具有向上发展之势，且培养前景乐观，只须引导庶族学子突破四书五经的限制，把生产知识和搞活天下经济的知识引入知识之大堂，建立和发展比儒家文化更全面的文化内容。先前的学习成员，侍卫骨干，企业骨干，社会中许多童生，都是庶族人员。
当时朱弘已经具得皇帝的名份，就可以利用皇帝的名份，招慕庶族人员，庶族人员中的大部分都急于找谋生手段或发展之路，大部分人都都没有感染士族之腐蚀状况，或没有习惯于士族的腐败行为，也有许多人还没有进入儒家的胡同深处。
朱弘击败了阉党，只是取得了皇帝的名份，威望和权力都还没有，与想要挽救明朝或挽救天下的权力相差太远，必须建立威望或夺取权力。
明末的士族虽然已没路，但还是当时的最大力量，士族自己都朝不保夕，总还想掌控一切，甚至要“规范”皇帝的行动。皇帝与士族之权力之争必须开展，而且要进行得隐蔽，降低士族的反感。
挽救天下，自己一人是不可能的，必须要运用人才。如果自己是普通人则需要自己的人格魅力，才有可能聚集人才。现在有皇帝的名分，有权力的魅力和封建社会的习惯，皇帝的身份为自己聚集人才提供了便利。
当时的人才有众多，谋士也众多，但其谋士几乎都是把视角局限于封建势力范围内或旧的方法之内，以朝政和政权为中心的谋略与政策，且当时也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力量和较为一致的意志，没有明显或突出的辅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