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鞑子是死狗，要着没有打着有，”记得当时军兵报告阿济格可能缒城逃出大同城时，自己还幽默地说过这么两句话。
他知道阿济格逃回北京之后，必定强词夺理诬告自己，于是，立刻让书吏写了一份情况说明，将阿济格等人在大同的种种劣迹尤其是这次公开抢掠官眷的行为写上，派人将之送到了京城，交给了摄政王府。他觉得，贵为大清摄政王，多尔衮必定会秉公处理此事。
实际上，姜镶还是高估了摄政王多尔衮。阿济格狼狈地逃回京师之后，恶人先告状，鼻涕一把泪一把向多尔衮说，自己发现了姜镶的种种不端行为进行了规劝，其不但不听还要派兵杀自己灭口，因此逃回来向朝廷报告。因为江西、广东降将的叛清归明，多尔衮现在对汉将的举动分外敏感。心里，已经对之动了杀机。
在收到姜镶的信后，多尔衮的杀机更重了。姜镶在信中说，鉴于新娘已经被带回去一个时辰，怕时间稍长贞节不保，自己就动用了一些兵丁吓唬了一下英郡王。虽然做法欠妥，毕竟救出了新娘，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免得人们议论朝廷重臣，影响朝廷威信。
“强词夺理，欲盖弥彰。”多尔衮把信递给范文程，怒气不息地说。在他看来，朝廷高官乃至旗主临幸民女乃至下属的妻子，下面应该感到庆幸，就像当初多铎把范文程的老婆抢回府里睡觉一样，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不过因为范文程的老婆已经徐娘半老，范文程又是皇太极的谋臣，多铎少不更事才进行了制止，让其接了回去。
范文程知道多尔衮的心思，自己的哥哥有了过失，自己作为摄政王可以处罚，包括降爵、罚俸、责令面壁思过、圈禁皆可，但是，容不得下属说三道四，指手划脚，更不能有大不敬的行动。姜镶认为天大的事儿，在满洲贵族眼里就不是事儿，其这样做就是犯上作乱。他斟酌了一下，小心翼翼地说：“现在是敏感时期，此事最好隐忍不发。等有可以正大光明的理由时，再一并进行处理，以堵天下人口舌。”
多尔衮点点头，暂时压下了此事。
这年冬月，蒙古喀尔喀部骑兵越过长城南下袭扰边境。过去，蒙古骑兵袭扰明朝边境是家常便饭。此刻，多尔衮却害怕内忧外患一齐爆发。因此，指派自己的哥哥英亲王阿济格、端重亲王博洛、承泽郡王硕塞、多罗郡王瓦克达等人统兵前往大同，对外宣称是协助当地驻军戍守，抵御喀尔喀部骑兵袭扰边境，并命令大同筹备粮草。
姜镶得到消息，认为阿济格等人统兵前来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一个蒙古犯边竟然派来四家亲王郡王，尤其是由阿济格担任统帅，肯定是来者不善。刀已经架在脖子上，不得不采取行动。于是，乘阿济格尚未到达，清廷宣、大总督耿焞等人出城检验粮草的机会，突然关闭城门，宣布“割辫反清”，并派人分赴附近各州县号召反正。
此时已经贵为“皇父摄政王”的多尔衮闻报之后，采用剿抚并用的手法，一面加派多罗亲王满达海前往山西，除留下阿济格领兵围困大同之外，其余亲王郡王分别统兵攻克大同附近州县，切断其与该城的联系。另一方面亲自写信给姜镶，解释派兵到大同是为了防止蒙古骑兵，你想必是误会了朝廷的意思。今天把事情说开，希望停止鲁莽行动，朝廷既往不咎，照旧恩养。
姜镶早就看透了多尔衮的伎俩，把自己降清四五年以来为清廷所做的贡献讲述一遍，指责清廷有功不赏，一味苛刻索取数落个遍。
多尔衮看了来信，知道招抚无用，命令阿济格挥兵猛攻。阿济格新仇旧很，指挥红衣大炮猛轰大同。怎奈大同城墙又高又厚，城门里外三重，清兵攻击受挫，战况胶着。
哥哥姜让是延绥镇总兵，弟弟姜瑄为阳和副总兵，皆有城市防守经验。弟兄三人团结一心，昼夜巡城，弄得阿济格一筹莫展。
多尔衮不信这个邪，顺治六年（永历三年，鲁监国四年）二月以“皇父摄政王”身份亲自出动，“御驾亲征”。从顺治元年其统兵进入北京城之后，几年来都是指挥着别的宗室出战，自己从未离开过京城。此次不顾群臣劝阻，亲自来到大同城下，多次亲自部署攻城无效，便让人向城内多射书信，号召城内军民迷途知返，绑缚姜镶弟兄开城归降，朝廷必将重重封赏。
正当多尔衮一筹莫展之际，又有一条凶讯传到前敌，豫亲王多铎身患天花重症，药石无效，危在旦夕。多尔衮听了，心惊不已。对于这个同母小弟，多尔衮分外关切。因为皇太极登上汗位赐死自己和阿济格、多铎的生母大妃乌拉那拉氏时，哥哥阿济格已经21岁，自己14岁，小弟多铎只有12岁。没有了亲生父母的庇护，自己和小弟不知受了多少白眼和冷落。尤其是自小顽劣的小弟，更是受了不少委屈。所以，他一直都在为小弟遮风挡雨。小弟也不负期望，对他忠心耿耿，在其与豪格争夺皇位时义无反顾要为他两肋插刀。
他放下大同之事，飞马回京。但是，多铎终究未等到见其一面就一命呜呼，时年三十五岁。处理完多铎的丧事，返回大同之前，他代表朝廷连发诏令，命令济尔哈朗、谭泰尽快从湖广和江西回京，参加围剿大同。他觉得是姜镶的叛变使得自己亲往前敌，致使未能见上小弟的最后一面。现在，他恨姜镶等人已经恨到了骨子里。为镇压山西的叛乱，他几乎倾尽了全国之力。
第二次回到大同，多尔衮对这座坚城依然是老虎吃天——无处下嘴，只好采用断其粮草，围困待变的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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