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留学期间，曾自诩为“世界公民”。他在谈国家与世界的关系时，征引过一位诗人的话：“彼爱其祖国最挚者，真乃世界公民也”。
胡适这一思想的形成，与他积极参与世界学生会的活动不无关系。
胡适曾经是世界学生会的康乃尔分会主.席。“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是他们的会训。表述这句话的葛得洪?斯密斯是康大名教授之一，教历史，英国籍。此人对康大一往情深，曾捐大笔款额为康大文学院建造大楼，那是康大校园内建筑群的中心，它被命名为葛得洪?斯密斯大楼。
胡适说你：“吾辈醉心大同主义者不可不自根本着手。根本者何？一种世界的国家主义是也。爱国是大好事，惟当知国家之上更有一大目的在，更有一更大之团体在，葛得宏斯密斯（Goldwin Smith）所谓‘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Above all Nations is Humanity）是也。”
19世纪40年代，美国和墨西哥就领土问题发生过一场战争。美国其时自然带有扩张主义的冲动。事实上这场战争使美国版图大为扩大，成为一个横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国家。几十年过后，美墨边境依然时有冲突。胡适留学期间，就有碰到。
1914年，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爆发七个月的战争。其时美国为强权，墨西哥为弱国。
这时康大所在小城的伊萨卡杂志（Ithaca）有一篇社论：“My country，right or wrong，my country”，大意为：美国即使欺压弱小的墨西哥，占夺其土地，不管自己国家行为的是非，它总是自己的国家，只要我是美国人，就要支持。这是一种明显的”国家主义“言论。
据胡适1914年日记：“自美墨交衅以来，本城之Ithaca journal（《伊萨卡杂志》）揭一名言：‘吾国乎，吾愿其永永正直而是也，然曲耶，直耶，是耶，非耶，终为吾国耳’……意言但论国界，不论是非。”就美墨冲突而言，美方在道义上难免有亏。因此，当地日报便有了如上的言论，却也反映了不少美国人的意思：自己的国家，不论是非，终究是自己的国家。这是为国家开脱的言论，。一切都应向着自己的国家。胡适称之为：但论国界，不论是非（My country，right or wrong，my country）。
该报言论既出，便引发了争议。这时候胡适正担任着康奈尔大学的“世界学生会”会长。来自各国的同学热议这个问题，有的赞成，有的反对，莫衷一是。其中一位美国学生就认为：“不问该国行为之是非，总以其国家利益为立场。”身为会长的胡适很有感触，写了一篇稿子，投给报纸。报纸题名为“胡适的意见”登了出来。
胡适的意见是，国民在国家正义问题上不能搞双重标准。假如国家违宪向我征税，或者非法将我的财产充公，抑或未经审讯即将我投入监狱，“吾势必力争，不管其是否以‘吾国’法律之名义行事。……然而涉及国际间事，吾即放弃那个对错和正义与否之标准，且颇自得地宣称‘是耶，非耶，终吾国耳’。以此观之，余以为吾人奉行道德的双重标准，其一用之于国人，另一用之于他国，或‘化外之民’，余此说不亦对乎？余以为吾人不管国内国外只应奉行一个是非标准，否则无法争论此事。”
胡适的意见很明确。国家关系间，自己的国家错了，照样批评。这就是世界公民的情怀。
今天国人中常有批评美国“双重标准”者，岂不知，早在差不多一百年前的胡适就揭橥了这个问题，也使用了这个词汇，那时他还是个学生。作为学生的胡适，他对自己率先提出的这个词也很自得。
次年他赴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城出席世界学生总会，会上，一位著名演说家的讲演颇唤起他的共鸣。这位“时彦”讲演的是“论全球政治”，其中也谈到“双重标准”的问题。
胡适在日记中惺惺相惜：这位博士声称“今世国际交涉之无道德，以为对内对外乃有两种道德，两种标准。其所用名词‘双料的标准’（Double Standard），与余前所用恰同。余前用此名词以为独出心裁，不知他人亦有用之者，几欲自夸‘智者所见略同’矣”。
但两个月过后，他的想法似乎有所改变。那是作了一次题为“大同”的演说后，他再次征引了那句话“My country，right or wrong，my country”，认为那种“但论国界，不辨是非”是“狭义爱国心之代表”。
演说后，有两位听众对胡适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一位夫人认为：这句话（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 ,my country）的真实意思不是“吾国所行即有非理，吾亦以为是”，而是“无论吾国为是耶非耶，吾终不忍不爱之耳”。这位夫人的解读不可谓无道理，也能理解她对自己国家的感情，但这种感情不顾国之是非，而仅仅就因为它是“My country”，也只能说，这是旧农业文明时代的情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