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称帝、破产、死亡，是中国近代史上君主专制制度的一次垂死挣扎。它给人们提供了深刻的历史经验和沉痛的历史教训。袁氏倒行逆施，居然有那么多吹鼓手，有那么多人为他抬轿子，有那么多人上表劝进。这就向人民昭示，专制主义在一些人当中还是有市场的，不可能一时消除干净。当然，也不排除其中很多的人，怀有各式各样的个人目的。
然而，人心所向，时代潮流所趋，是进步，是民主共和。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虽然可能得逞于一时，是绝不会有好下场的，是终究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簿上的。袁世凯便是活的和死的见证!
袁世凯帝制失败后，胡适在1917年的美国《种族发展季刊》发表英文文章《捏造民意：最近中国帝制运动的文献史》，总结归纳了袁世凯及其党羽策动帝制运动的来龙去脉，其中表示说：“这整个事件带给全世界的，是一个最新的证据，证明了中国对民主的向往，证明了中国对建立一个诚实开明政府的努力，是绝对真心的。有一个美国作家说得好，他说：‘我不认为中国的革命失败了，因为我相信它还没结束。’辛亥革命以后所建立的民国并没有失败，因为它一直没有机会一展身手；它虽然夭折了，即使袁世凯及其党羽的反动势力一直有计划、有组织地要消灭它，但它的精神仍在，而且继续茁壮。中国这几年来内部的政治搏斗，是‘新中国’所从事的搏斗，是这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与那几千年来腐蚀、削弱中国的官僚体制从事殊死斗争的思想革命的新生儿。”
到了1926年10月9日，也就是辛亥革命爆发15周年的晚上，正在英国访问的胡适，在“大不列颠中国学生总联盟”年会发表英文演讲，明确认定15年前的辛亥革命，“在所有建设性的层面都是失败的”。在他看来，“我们推翻了满清，可是我们未能建立一个真正的民国；……我们打倒了旧的政治秩序，可是，我们未能建立一个新的政治秩序；而且我们也未能控制住辛亥革命所释放出来的恶势力。总之，辛亥革命过了十五年了，我们未能把中国建成一个符合它的潜力的现代国家。”
关于辛亥革命的失败原因，胡适列举了具有代表性的两种观点：其一，没有耐心的外国评论者会遽下结论，说中国这个种族根本出了问题，中国这个国家太老、太退化了，因此无法从事政治再生的工作。其二，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则把罪过都推到帝国主义列强的身上，说它们是中国问题的主要来源。接下来，胡适给出了他自己的简单答案：辛亥革命失败了，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一场真正的革命。一个朝代灭亡了，表面上政体改变了，仅此而已。人们的观念和想法，没有任何根本的改变，而那才是必须革命的所在。
胡适进一步论证说：作为一个有着光辉历史的大国，我们太骄矜自满了，因此，我们无法了解现代世界及其文明。我们从来就没有真心诚意地要现代化。因此，我们从来就没有认真地去培养我们的青年去肩负起这个大业。我们现在已经落后日本五十年了，因为在心甘情愿地接受现代文明这一点上，我们已经落后五十年了。
作为例证，胡适阐述了中国派遣留学生的大致情况及其教育盲区：中国在半个世纪以前开始派遣留学生的时候，派的是非常年轻的孩子，因为它所想要的不过是让他们学会番语，以充当大官的翻译。后来开始派遣青年的时候，他们学的都是技术性的教育，亦即，要他们成为土木或机械工程师，矿冶、电力师，化学或物理技师。很少人学法律。几乎没有人学习哲学或文学。
“到了1910年，辛亥革命的前一年，当我跟七十名庚款生留美的时候，大家都强力地建议我做一个铁路或矿冶的工程师。因此，甚至到了辛亥革命的前夕，我们仍然不知道西方世界除了技术知识以外，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教给我们；我们仍然不知道我们必须把青年男女培养成具有新思想、新文明的未来领袖。辛亥革命突然发生了。全世界都期待着我们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的民主国家。我们根本就是措手不及。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没有领袖，却到处都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机会主义者。那只配当操练官的庸才，飞上了枝头当起督军来；那只受过文书和科级管理训练的人，受命出掌国政。辛亥革命之所以不成功，民国之所以流于空名，这还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这就是中国的悲剧。辛亥革命失败了，我再度强调，就是因为它根本不是法国革命意义下的革命。那所谓的革命，只是改了朝换了代。”
以上说明，辛亥革命在胡适心中，占据着怎样的位置，辛亥革命和与之相关的诸多问题，他也一直在思考、在总结。
胡适早年就已经深受老子“不争”哲学的影响，“ 原来在我十几岁的时候, 就已经深受老子和墨子的影响。老子主张‘不争’。不争便是他在耶稣诞生五百年前所形成的自然宇宙哲学之一环。”他虽然没有当基督教徒，但基督教的“圣经”却对他的思想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使他成为一个和平主义者。
到美国以后，胡适仍念念不忘老子的教训，常常引述老子的一些名言，来宣传他的和平主义，
例如：“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