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此噩耗，蔡元培十分悲痛。1934年7月8日，他用法文致唁电以示悼念:“巴黎大学校长先生:惊悉居里夫人逝世，谨代表中央研究院致以悼忱！深感她的逝世是法国科学界的巨大损失，敬请代向其家属致意。蔡元培。”
1921年3月16日，蔡元培访德期间，在当时留学柏林并与爱因斯坦交往的北大物理教授夏元瑮陪同下，拜访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表示他将访问美国，当时不能到亚洲，但乐意在不久的将来访问中国。
在柏林留学的北大教员朱家骅代表北大继续与爱因斯坦商讨，希望爱因斯坦来讲学一年。爱因斯坦说，从美国回来后，中国将是他出访的下一站。
1922年3月，上任不久的驻德公使魏宸组电告蔡元培，爱因斯坦将应邀访问日本，愿意途中访问中国半个月，询问条件。爱因斯坦还为此事走访了中国领事馆。
3月21日，朱家骅致信爱因斯坦，说魏公使不知道他们之前的交流，北大希望爱因斯坦来讲学一年，并提醒爱因斯坦，他曾说过从美国回来后，中国将是他出访的下一站。又询问爱因斯坦将去日本多久，希望他先去北京。还说中国学界将热烈欢迎他，但是会遗憾他只来两周。
25日，爱因斯坦回信表示，以前提出的日期与其他事情冲突，建议的酬金也不够，现在日本已用充足资助邀请他访问四个星期，在此情况下可以再来中国两个星期。他不知道日本方面是否坚持他先去日本，但是希望如此，因为冬天中国比日本暖和点，而访问两国计划是从11月中旬到1月初。
日本首先给出了合适的条件，因此某种意义上有优先权，尽管中国的邀请在先。
爱因斯坦最后写道：“我迫切希望能够与您达成您完全满意的协议，从而能亲眼目睹东亚文化的摇篮。”
4月8日，蔡元培通过驻德使馆回复爱因斯坦，表示热烈欢迎，承诺北大将提供爱因斯坦在北京的食宿以及每月1000中国元。魏宸组当天就致函爱因斯坦，转达蔡元培回复。
5月3日，爱因斯坦回复魏宸组：“有些国家所给条件比北大高得多，其中有一些，比如美国的几所，已经付出酬金了。如果接受北大的条件将对这些国家不公。”
爱因斯坦表示愿意访问北京大学两个星期，作几场演讲，要求北大支付1000美元报酬，以及承担他夫妇从东京至北京、再去香港的旅费，以及在北京的旅馆费。
因为北京大学的财政困难，蔡元培在取得梁启超的承诺支持后，电告魏宸组：“条件照办，请代订定。”
7月22日，魏宸组致信爱因斯坦，表示北大接受了他的条件，并将爱因斯坦提出的条件详细复述。还说“北大校方因为能在北京欢迎您而高兴。”
7月24日，爱因斯坦回复:“拟于新年前后到北京。”
1922年11月13日上午，爱因斯坦夫妇乘坐“北野丸号”抵达上海，14日下午3点离开上海，11月17日到达日本神户。
第一次途经上海时，爱因斯坦说七星期后来中国正式访问，应邀去北京大学、金陵大学演讲，如有时间，也将在上海演讲，包括在圣约翰大学。
1922年12月17日，爱因斯坦给夏元瑮的回信：“今日接来书，甚为欣喜。然予恐不能来北京，对于君之盛意，实异常抱歉。此次在日本，以种种原因，费时太久，游中国、印度之决心，竟不能见诸事实。北京如此之近，而予之夙愿，终不得赏，其怅怅之情，君当可想像也。现以要事，急须西归，不能与君一晤，止能函告一切，君之盛情，敬心领矣。然予甚期望，君不久再来欧洲，吾等仍可会谈也。 尊夫人之处，亦乞问候。”
5天之后，爱因斯坦又收到蔡元培的信。
爱因斯坦第一次途径上海时，蔡元培没有与他联系。
爱因斯坦离开上海后，蔡元培就开始为这封信收集多人的签名，12月8日发出此信：
“您在日本的旅行及工作正在此间受到极大的关注，整个中国正准备张开双臂欢迎您。您无疑仍然记得我们通过驻柏林的中国公使与您达成的协议。我们正愉快地期待您履行次约。如能惠告您抵华之日期，我们将非常高兴。我们将做好必需的安排，以尽可能减轻您此次访华之旅的辛劳。”
爱因斯坦12月22日回信：“虽然极愿意有从前郑重的约言而我现在不能到中国来，这于我是一种重大的苦痛。我到日本以后，等了五个星期，不曾得到北京方面的消息。那时我推想，恐怕北京大学不打算践约了。因此我想也不便同尊处奉询。还有，上海斐司德博士——像是受先生的全权委托——曾向我提出与我们从前约定相抵触的留华的请求，我也因此揣测先生不坚决履行前约。因此种种关系，我将预备访视中国的时间也移在日本了，并且我的一切的旅行计划也都依着“中止赴华”这个前提而规定。
“今日接到尊函，我才知道是一种误解，但是我现在已经不能追改我的旅程。我今希望先生鉴谅，因为先生能够想见，倘使我现在能到北京，我的兴趣将如何之大。如今我切实希望，这种因误解而发生的延误，将来再有弥补的机会。”
尽管蔡元培付出了千辛万苦的努力，邀请爱因斯坦到北大讲学的愿望终于没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