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又知道读《论语》是要这样读的。
“北伐胜利之后，我们的兴致很高。有一天在先生家中吃饭，有几个同学都喝醉了酒，蔡先生喝的更多，不记得如何说起，说到后来我便肆口乱说了。我说：‘我们国家整理好了，不特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伊士运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县之。’蔡先生听到这里，不耐烦了，说：‘这除非你作大将。’蔡先生说时，声色俱厉，我的酒意也便醒了。
“此外如此类者尚多，或牵连他人，或言之太长，姑不提。即此三事，已足证先生贵人之态度是如何诚恳而严肃的，如何词近而旨远的。
“蔡先生之接物，有人以为滥，这全不是事实，是他在一种高深的理想上，与众不同。大凡中国人以及若干人，在法律之应用上，是先假定一个人有罪，除非证明其无罪；西洋近代之法律是先假定一人无罪，除非证明其有罪。蔡先生不特在法律上如此，一切待人接物，无不如此。他先假定一个人是善人，除非事实证明其不然。凡有人以一说进，先假定其意诚，其动机善，除非事实证明其相反。如此办法，自然要上当，但这正是《孟子》所谓“君子可以欺其方，难罔以非其道”了。
“若以为蔡先生能恕而不能严，便是大错了，蔡先生在大事上是丝毫不苟的。有人若做了他以为大不可之事，他虽不说，心中却完全当数。至于临艰危而不惧，有大难而不惑之处，直有古之大宗教家可比，虽然他是不重视宗教的。关于这一类的事，我只举一个远例。
“在五四前若干时，北京的空气，已为北大师生的作品动荡得很了。北洋政府很觉得不安，对蔡先生大施压力与恫吓，至于侦探之跟随，是极小的事了。有一天晚上，蔡先生在他当时的一个“谋客”家中谈起此事，还有一个谋客也在。当时蔡先生有此两谋客，专商量如何对付北洋政府的，其中的那个老谋客说了无穷的话，劝蔡先生解陈独秀先生之聘，并要约制胡适之先生一下，其理由无非是要保存机关，保存北方读书人，一类似是而非之谈。
“蔡先生一直不说一句话。直到他们说了几个钟头以后，蔡先生站起来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这话在现在听来或不感觉如何，但试想当年的情景，北京城中，只是些北洋军匪、安福贼徒、袁氏遗孽，具人形之识字者，寥寥可数，蔡先生一人在那里办北大，为国家种下读书爱国革命的种子，是何等大无畏的行事！
“蔡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的文化，一是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是法兰西革命中标揭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此两种伟大文化，具其一已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伟大文化在中国之寄象已亡矣！至于复古之论，欧化之谈，皆皮毛渣滓，不足论也。”
在民初的北京街头和北大校园里，辜鸿铭绝对是一大奇观，奇就奇在他一副前清遗老的滑稽形象，灰白小辫、瓜皮小帽和油光可鉴的长袍马褂，回头率达到了百分之百。更奇的是他的一套奇谈怪论，对西方文明鞭辟入里的批判，反倒让那些自以为是的洋人们引为高见；那些令人侧目而视的奇行，更令国人将其当作怪物。
其实，一个人之所以能成为一大奇观，是以他深厚的文化底蕴为基础的，只不过，他的文化底蕴却是以西学为主，而他在致力维护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方面却有失偏颇，因而他的“高见”引得国人为之侧目。但无论如何，辜鸿铭对于北京，对于那个新旧交替、中西交汇的时代，却是一种文化上的“板块碰撞”现象，碰撞出的，是一座绝尘仰止的高山。
辜鸿铭给北京这座古都，乃至这个古老的国度留下的最令人回味的一笔是他在北大当教授时留下的。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提出了“兼容并包”的办学宗旨，他聘请辜鸿铭为北大英文系教授。
有人表示异议，蔡元培说：“我请辜鸿铭，因为他是一位学者、智者和贤者，绝不是一个物议飞腾的怪物，更不是政治上极端保守的顽固派。”
辜鸿铭看人的眼光极高，很少有人能入他的法眼，他打心眼里敬佩之人，除了蔡元培很难找出第二人。
他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讲过：“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做了前清的官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
到了1919年6 月初，受“五四运动的影响，蔡元培校长的去留引起了当局和校方的争议。北大教授们在红楼开会，主题是挽留蔡元培校长，大家都表示赞成，只是具体怎么交涉，还需要讨论。
大家都表示了自己的看法，辜鸿铭也积极主张挽留校长，但他的理由和别人不一样。他说：“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非得挽留不可。”
他这一说就显得滑稽了，甚至有些荒唐，不过，足见蔡元培在他心中的位置。
1923年1月，蔡元培因教育总长彭允彝无理撤换法专、农专校长，愤而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重赴欧洲。辜鸿铭与蔡元培同进退，随即也辞去北大教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