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锟本来就讨厌高恩洪，认为他是吴佩孚的走狗，只知有吴，不知有曹。过去碍于吴的面子，不好意思对付高恩洪，现在发现交通部拨款有这样的黑幕，下定决心要痛击吴，同时也要严惩高。
保定派好不容易使得曹锟痛下决心公开对付吴，为了加强曹的信心，王承斌打密电叫各省直系军阀，要他们做“老帅”的后盾，必需一致发出通电痛责罗文干贪污卖国。
一沾上“卖国”二字，就百口难辩，如果吴佩孚胆敢包庇罗，就集中火力对付吴。
吴过去曾用卖国罪名攻击张作霖包庇梁士诒内阁，现在轮到了他自己。
保定派抓住这个机会，不但要打击吴佩孚，同时也要打击黎元洪。
王宠惠内阁是吴佩孚所支持的，现在如果把吴佩孚打老实，王内阁就自然垮台。而黎元洪四面不讨好，自然也非垮台不可。这样一来，拥曹锟坐上总统宝座就顺理成章。
曹的电报发出后，二十四日，王承斌发电响应，请黎元洪即派军警逮捕与罗案有关的一切人犯，并公开谴责吴佩孚不应该步张作霖的后尘，替王内阁作保镖。
王承斌是吴的部下，吴是曹的部下，曹尚未对吴展开攻击，王却首先发难，以部属的身份公开谴责长官，显然具有风向标作用。自王的电报发表后，江苏督军齐燮元、江西督理蔡成勋、安徽督理马联甲、山东督军田中玉、浙江督军卢永祥、上海镇守使何丰林、海军司令杜锡珪等均先后发电，一致痛斥罗文干丧权卖国，要求北京政.府依法治罪。
吴佩孚的嫡系湖北督军萧耀南、河南督军张福来迫于压力，也通电表示一致态度。
这简直是一面倒的局势，使目空一切、不可一世的吴佩孚无法招架。
吴佩孚到底是识时务之人，于二十五日通电解释两点：第一是声明与王宠惠素不相识，仅于“觐见元首时与之一面”；第二是对罗案犯罪成立与否毫无成见，只是认为手续错误。最后表示对曹巡阅使始终服从，对元首始终拥护。
吴的电报显示其态度软化，这样，保定这边也有所缓和了。
在保、洛之争中，左右为难王宠惠只能宣告辞职。
北京政.府从十一月二十五日起，总统命令因为无人副署，而不能发布，遂陷于无政.府状态中。
黎元洪已经认识到了，倒阁和大选这两件事是连在一起的，此时的他也已彻底醒悟是上了别人的当。
事情已经这样了，后悔药也没处去买，内阁总得设法维持。为了便于各方能够接受，他首先想到了政治色彩较淡的海军总长李鼎新，由他来代理内阁总理。
二十六日，黎派金永炎到保定、洛阳征求同意。曹锟方面不置可否，吴佩孚又唱起了军人不干政的老调。
保定方面其实是想用保定派阁员高凌霨代理总理，只是不便直接提出。
由于洛阳和保定都没有确实答复，也就不能办，黎元洪又想找颜惠庆、靳云鹏、周树模三人中一人来代理，可是他们一个个都把头摇得像波浪鼓。
此时的黎心灰意懒了，吩咐手下人替他预备专车，让他下台到天津去。
黎刚有这样表示，高恩洪立即毛遂自荐说：“总统是我到天津迎接到北京来的，现在我愿意送总统到天津去。”
高这话是表示他有始有终，表示他对黎的忠诚。怎知马屁拍得实在不是地方，也不是时候。
黎元洪认为他的这句话简直是在兴灾乐祸，要推他下台，因此大为光火，没头没脑地把高大骂一顿。
二十七日，众议院进一步通过了查办王宠惠、顾维钧一案，认为他们都是与罗案有关的人物。
黎再打电话请曹、吴提出组阁人选，他们却都回电说：“组阁为元首特权，决不加以干涉。”
这一天，金永炎由洛阳回来，带回了吴佩孚的真实意见，不坚持维持王内阁。只不过在未来新阁中，至少要保留孙丹林、高恩洪两人中的一人，至于阁揆人选，除了津保派外，由任何人担任都不反对。
黎知道吴佩孚的态度后，似乎抓住了救命稻草。二十九日黎元洪派李根源把下台已久的汪大燮找进公府来，见面时没什么寒暄，直接拿出填写命令的空白纸，不问汪是否同意，就填了汪大燮的名字，派他署理内阁总理。
汪大燮为人平和、清廉，在北京政坛上是个各方都能接受的人，开创新局面谈不上，但肯定是“维持会长”的合适人选。因此每当政潮最激烈时，他便时不时地被拉出。
他在民国六年任外交总长，段祺瑞辞国务总理职，曾代理了九天国务总理。那是因为直皖两系水火不相容，段挂冠而去，总统冯国璋找不到适当人选，只好拉汪大燮来填空，现在黎元洪是旧戏重演。
这是个老实人，理解万岁，不想难为别人。但还是老态度，事先声明代理之期不超过十天。
十一月二十九日，黎任命王正廷长外交，高凌霨长内务、许世英长司法、彭允彝长教育、李根源长农商，其余阁员都没有变动。
前任王内阁的阁员一律辞职照准，只有财政总长罗文干是免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