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锐找到孙烈臣打听消息，孙说：“咱们大帅想请教四爷，究竟是部下亲呢？还是亲戚亲？”
部下是指吴佩孚，亲戚自然指张作霖。
曹锐指天誓日地表示曹家兄弟决不会纵容部下做出对不起亲戚的事情来。
孙烈臣笑着说：“好吧！咱就把你这话回复大帅。”
于是，张作霖很认真地向曹锐提出了四个条件：
第一，梁士诒销假复职；
第二，吴佩孚不得兼任直、鲁、豫巡阅副使，专任两湖巡阅使；
第三，段芝贵督直；
第四，直军退出京汉线北段，京津地方完全划归奉军屯驻。
这些条件是很苛刻的，足见张作霖这时已下定决心要和吴佩孚一拼。张的如意算盘是，如果吴佩孚敢于反对梁士诒复职，他就以“反抗元首”、“军人干政”等罪名，胁迫徐世昌下令讨伐吴。
就在这时，北京爆出了一个大参案，是关于财政方面的。
原来，财政部为了缓解财政危机，以盐余作为担保，发行债券，订名为“八厘债券”，总额九千六百万元。
由于遭到直系的质疑，就另外成立了一个“偿还内外短债审查委员会”，由审计院、检察厅及银行界重要分子合组而成，以董康为委员长。当时财政当局打算借此掩人耳目。
不料审查的人很认真，查出里边的诸多弊端，遂提出大参案，建议法庭票传财政当局和有关人员到案对质。
财政总长张弧看见风色不对，弃职逃往天津。
吴佩孚抓到这个由头，又大做文章，称赞董康是“包公再世”，要挟北京政.府立刻下令将张弧撤职查办。
财政部的“八厘债券”是奉张鼎立支持的，曹锐正在沈阳，张作霖见到吴佩孚的电报，气上加气。
便声色俱厉地质问曹氏兄弟有无约束吴佩孚的能力，张说：“这个姓吴的根本不把咱们亲家（指曹锟）放在眼中，实在太欺负你们了。他攻击北京就是打击我，打击我无非是迫你们和我作对。如果没有我，还会有你们吗？三哥（指曹锟）如果碍于情面，我只好代你们重重地教训他一顿。”
在张作霖盛怒之下，曹锐急忙赶回保定，要求曹锟以重大压力制止吴佩孚“胡说胡为”！
曹锟听了曹锐许多不利于吴的话，既感于事态严重，同时为了要缓和张的盛怒，乃考虑对吴约束一下，因此电召吴到保定来面商一切。
吴借口忙于军务，不能分身。这一来可真恼怒了曹三爷，表示如果吴敢于一意孤行，他们兄弟就在张吴两人之间宣布中立。吴听到这个消息，才松了口，表示一切问题请老帅作主，自己绝对服从。
由于事机紧迫，曹锐便代吴拟了一个电稿于民国十一年三月十日发出，这个电报主要代吴解释五个问题。
电云：“（一）元首提梁士诒组阁，张、曹两使均赞成之，佩孚反对梁氏乃反对其媚外政策，根本不牵涉他方。（二）佩孚服从曹使，对于张使采同一之观念，既服从矣，其不反对也明甚。（三）共和国家，内阁失政，国会得而弹劾之，人民得而攻击之，不能因佩孚反对梁氏，疑为奉直间别有问题。（四）奉直譬之人身之元气，而内阁股肱也，不能因股肱有疾而自戕元气。（五）张、曹两使遇事和衷，初无芥蒂，表面虽有奉直之名，内容实无界域之见。……以上各节均证明谣言之不足信，挑拨者别有用心。……”
由于这个电报，外人以为事有转机，乃由赵尔巽、张锡銮、王士珍、张绍曾、王占元、孟恩远共同列名，出面调停，分电张作霖和曹锟。另拍一词意大致相同的电给吴佩孚。
电云：“比年国家多故，政潮迭起，其间主持国是，共维大局实两公之力为多。近以阁题发生，悠悠之口，遂多揣测。又值双方军队，有换防调防之举，杯蛇市虎，益启惊疑，道路汹汹，几谓战祸即在眉睫。其实奉军入关，据闻仲帅原经同意，两帅复有奉直一家，当与曹使商定最后安全办法之谏电，两公和平之主旨，可见一斑。况就大局言之，胶济接收伊始，正吾国积极整理内政之时，两公任重兼圻，躬负时望，固不肯作内争之导线，重残国脉，遗笑外人。
“即以私意言之，两公昔同患难，谊属至亲，亦不忍为一人一系之牺牲，自残手足。事理至显，无待烦言。现在京津人情，震动已极，粮食金融，均呈险象，断非空言所能喻解。非得两公大有力者躬亲晤商，不足杜意外之风谣，定将来之国是。弟等息影林泉，惊心世变，思维匹夫有责之义，重抱栋榱崩折之忧，窃欲于排难解纷之余，更进为长治久安之计，拟请两公约日同莅天津，一堂叙晤，消除隔阂，披剖公诚。一面联电各省，进行统一。弟等虽衰朽残年，亦当不惮驰驱，赴津相候，本其一得之见，借为贡献之资。爱国爱友，人同此心，迫切陈词，敬祈明教。两公如以弟等谬论为然，并请双方将前线军队，先行约退。其后方续进之兵，务祈中止前进，以安人心，而维市面。至于电报传论，暂请一概不闻不问，专务远大，是所切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