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尧在催促北京政.府下讨伐令的电报中冒签了张宗昌、范国璋、冯玉祥等人的名字，后在六月三日发电向张宗昌、范国璋、冯玉祥等解释说：“请下讨伐令已列尊衔。知斯举诸君必表同意，故事前未将电稿送核。”
张宗昌（1881年2月13日-1932年9月3日），字效坤，山东省掖县（今山东莱州）人。
张宗昌幼时曾接受短暂的私塾教育，但好景不长，家遭变故，少年的他经常衣食无着，饱尝挨饿受冻之苦。为了度日糊口，张宗昌放过牛，当过放铳手、酒计等。痛苦不堪的童年生活既让他过早地饱尝了人间的苦难。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胶东一带又遇荒年，民不聊生，张宗昌逃荒关外。在东北流荡期间，他在东北打过零工，扛过长活，给老财家放过牧。与扒手、胡匪为伍。
穷则思变，武昌起义后投奔山东民军都督胡瑛，不久，即随军到上海，在陈其美部下任光复军团长。
民国二年（1913年），张宗昌升任江苏陆军第三师师长。
二次革命时，江苏是国民党人讨袁的主要省份，张宗昌第三师被派往徐州防御袁世凯南下的北洋军。然而，张宗昌却在前线倒戈，投降北洋将领冯国璋，从此成为直系之一部。
范国璋，字子瑜，天津人。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先在武卫右军中任职。
一九一零年由营管带升任第六镇十二协二十四标标统，后编入奉天第一混成协。一九一一年升任第二十四镇四十协协统。一九一二年任第二十师四十旅旅长。一九一四年八月继吴光新任第二十师师长。一九一七年率部至湖南任援湘军副总司令。
本来张敬尧号称北洋骁将，但在湖南战场上却完全不经打，他对于他的部下不战而溃，解释为：“为保全和平起见，我军节节让防。……”
五月二十九日，衡阳落入湘军之手。张敬尧的大将一个个不战而溃，他只好派遣其四弟“卧龙先生”张敬汤为援衡总司令，许以自让第七师师长为酬。
张四帅慷慨誓师，乘八人绿呢大桥，威威武武地出发。轿后悬了两个斗大灯笼，朱书“总司令张”四个大字，武装卫队前呼后拥，达数百人。
长沙人望着这样的排场，都替人饥马瘦的湘军提心吊胆。
六月三日，这位张总司令跑到湘潭，就不敢前进了。
湘军一鼓作气，乘取得衡阳的优势，再战而得宝庆，张宗昌也落荒而逃。
六月五日，惯于作威作福外强中干的援衡军总司令张四爷，听说湘军已杀了过来，便不顾一切，抱头鼠窜地逃回长沙，其实他连敌人的影子都没见到。
张敬尧大为恐慌，手忙脚乱地应付紧急情况。
长沙县知事奉命招募运输队，可是没有一个应募。北军就在大街小巷到处拉伕，同时勒令催运局、总商会代筹军饷。
总商会会长张先赞被扣作为人质，限于日内筹足八十万。总商会只得派人在城内外鸣锣宣示，每户抽取一个月房租，即日解送督署。
张敬尧一直对外宣称死守长沙，这一来可吓坏了长沙人，人们纷纷弃家逃走。张敬尧限制出境者每人携带川资不得超过五十元，这时他已不派兵到前线，每天只尽最大努力在长沙勒索。
湘军势如破竹，北军困守株洲、湘潭，长沙形势日益严重。
六月七日，张敬尧突然变成了主和派，发电北京政.府，说他的军队“并非用以对内，将士均不愿与南军作战，以此节节退守。……当此外侮日亟，国家养兵不易，留此军队为堂堂正正之用，何忍牺牲于内战之中”。
同时把战败的责任都推卸到别人身上，忿忿不平地说：“南军专与第七师为难，客军均作壁上观，不发一弹，遇敌即退。”
六月十二日，北京政.府有电谴责张敬尧：“该督统率七八万之众，以当乌合之敌，有何待援之必要！若谓未奉讨伐令，该督封守之内，纵无命令，岂能听人侵越！”
这个电报可惜迟了一步，张敬尧并未收到。
因为先一天的十一日下午，湘军已快速向湘潭、宁乡两路推进。
长沙各国领事，相约往见张敬尧，请将长沙划出战区卅里之外，以免人民涂炭。
但张敬尧还摆出“战长沙”的姿态。
当晚十时，第十一师长李奎元跑到督署打听军情，张敬尧还神气十足地说：“我决定死守长沙，与长沙共存亡！”
李奎元退出后，这位宣誓要与长沙共存亡的北洋骁将，就下了一道紧急命令，把新建的“镇湘楼”和军火库焚毁。长沙城很快腾起了一片火光，响起隆隆的爆炸声。大火烧了几天几夜，这位北洋骁将张督军就在火光和爆炸声中逃之夭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