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不少军阀在复辟时期，采取观望态度。力求先看清风向，然后再表明立场。例如湖北督军王占元、河南督军赵倜在接到北京伪谕的当时，都曾吩咐电局暂勿公开，以免别人问及他的态度时难于置答。
张作霖则以“奉天地位特殊不便表示态度”。
另外有一些军阀，没有多加考虑，过早地表示了赞成复辟的态度。
七月二日，伪谕授为长江水师提督的第七师师长张敬尧，即到清宫叩谢圣恩，并向“当朝宰相”张勋递了一张门生帖子。
复辟消息传到安庆，安徽省长倪嗣冲长期住在蚌埠，政务厅长秋豫要发电报向蚌埠请示。倪回电叫他即日张贴黄榜，宣布伪谕，悬挂龙旗，改称“大清帝国”，改用“宣统正朔”，并且说本人就到安庆来“接旨谢恩”。七月二日，安庆、芜湖、蚌埠、大通一带龙旗招展，蚌埠出现了“安徽巡抚部院倪”的布告。
但是，这不妨碍他在讨逆军中担负要职。
复辟消息传到福州，福建督军李厚基即刻打电报向溥仪“谢恩”，自称“福建巡抚臣李厚基百拜上言”。
随即拨款五千元修建久已辟为市场的“万寿宫”，重刊青石万寿碑，并定制大批龙旗。
七月三日，福州日本领事到军署来请李表示对复辟的态度，李兴致勃勃地说：“中国有采取君主制度的必要，从此老百姓可以过太平日子了。关于这个问题，徐州会议早经决定，各省督军一致赞成，大事决无不成之理。”
可就在第二天，日本领事在另一宴会上遇见了他，他又大骂张勋不识时务，本人誓死拥护共和。
李厚基（1870年—1942年），字培之，江苏丰县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初为直隶总督署卫队管带，后历任北洋军第二镇管带、标统，第四镇第七协协统。辛亥革命时，参加进攻武汉。民国建立，改称第四师第七旅旅长。一九一三年进兵上海镇压二次革命，任吴淞要塞司令。同年带兵入闽，历任福建镇守使、护军使。一九一六年投靠皖系，任福建督军兼省长，参加督军团活动。
七月二日，伪谕授为民政部大臣的直隶省长朱家宝，写了一道“谢恩折”说：“天道无往而不复，人心久乱而思平”。
到七月六日，原已附逆的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看见风向不对，为了立功赎罪，把朱家宝赶走。
杨以德（1873—1944），字敬林，绰号杨梆子，天津人，祖籍山东。杨年幼时家道中落，生计艰难，曾就食于盐商杨绍溪家，担任守夜打更等杂务。一九零二年任天津火车站东站检票员。一九零六年，被任命为探访局总办。
民国初年，出任直隶省警务处处长兼天津警察厅厅长。是一九一八年杨三姐告状一事和一九二零年逮捕爱国学生，取缔天津学生联合会一事的主要人物之一。
在天津养病的吉林督军孟恩远接到伪谕后，除专折“谢恩”外，还派副官长初连甲赶回长春代他宣布接受“吉林巡抚”；同时，解除了吉林省长郭宗熙的兼摄督军，改派镇守使高凤池代理“吉林巡抚”。
但是到七月七日，孟又电请郭宗熙继续兼摄督军，并且痛斥初连甲假窃名义，招摇撞骗。
绥远旅长王丕焕在拒绝蒋雁行回任而自立为绥远都统后，曾通电反对共和，请“张大帅即日召集会议，解决国体问题”。
他接到伪谕，就“率同绥远道尹申葆亨，绥西镇守使褚思荣暨文武各员望阙叩头，仰答鸿庥，伏乞皇上圣鉴”。
后来因复辟失败得太快，他附逆有据，乃予以撤职处分，并派蔡成勋继任绥远都统。
七月六日冯国璋通电宣布代理大总统职务：
“黎大总统不能执行职务，国璋依《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第二项，谨行代理，即于七月七日就职。”
外交总长伍廷芳携带印信赴上海，暂借上海交涉公署办公。通电各埠使领，声明北京伪外务部文电无效。
民国六年七月六日，讨逆军西路集中芦沟桥，东路由廊房开进到黄村，在丰台的辫子军便陷于腹背受敌的情势。
张勋命令辫子军把丰台铁路破坏以阻止讨逆军前进，引发外交团的抗议。他们根据《辛丑条约》中“京津铁路行车不得中断”为理由，派兵保护，修理车轨，恢复通车。这无形中支持了讨逆军。
张勋只带了辫军五千人北上，这点儿人马用于开战如同儿戏。
为了壮大声威，只好拉来非辫子军打头阵，辫子军则押后督战。
七日他派吴长植的一旅和田有望的一团开赴丰台驰援，由辫子军二营押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