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封建**已经走到了穷途末日，图新求变已成为有识之士的共同追求，人的思想也特别活跃。各种思潮，各种主张纷纷登台。
最活跃，影响力较大的是两股势力。一个是革命党，他们的主张是用暴力推翻满清的统治，建立起共和体制。另一个是立宪派，主张用和平的方式，对封建**进行改良，仿效日本等国家，走君主立宪的道路。
一九零七年起，湖北和全国各省一样，积极的进行了地方咨议局的筹建。作为宪政改革的配套机构，咨议局给民众，特别是士绅阶层提供了参政议政的平台和管道，受到了各界的普遍支持和响应。
一九零九年二月五日，湖北举行了咨议局选举。选民人数是十一万三千二百三十三人，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零点四四。议员也非直选，是逐级选出选举议员人，再由这些选举议员人选举议员。
虽然是间接选举，参加选举的人又是人口的极少数，离真正的民主选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这毕竟是湖北开天辟地破天荒的第一次。
以往的历史上，什么事都是官员们说了算，老百姓哪有发言权。因此，无论如何，可喜可贺。
选举结果，吴庆焘当选为议长，汤化龙、夏寿康当选副议长。十七人当选为驻会议员，还选举候补驻会议员若干。
吴庆焘，亦名庆恩，湖北襄阳人，著名书法家。系举人出身，是清代光绪年间撰写地方史志卓有成效的人。他的《襄阳四略》一书，至今仍为人们所借鉴。
《襄阳四略》共二十五卷。按刊印先后为《襄阳艺文略》、《襄阳沿革略》、《襄阳兵事略》、《襄阳金石略》。分别记载了府辖各县之文学艺术、建制沿革、重要战事、碑碣铭文。从光绪二十三年至三十二年(公元1897—1906年)分别出版。时间约长十年，是个人劳动成果，为当时单独修志者所罕见。
夏寿康（1871～1923年），字受之，号仲膺，又作仲英。黄冈仓埠（今属武汉市新洲区）人。父为进士、浙江钱塘知县，早逝。夏寿康靠母、兄抚养，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乡试中举，次年赴京会试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
一九零七年曾被派赴日本考察政治。
不久，前面讲到的，由立宪派掀起的国会请愿大潮，轰轰烈烈在全国展开。和全国其他地方，特别是活动积极的江浙相比，湖北行动得晚了些，但也是积极参加了的。
一九一一年五月，副议长汤化龙由汉口出发，去京请愿时，送行者达万人之多。临行前，汤化龙慷慨激昂发表演说，此次去京，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受身份的限制，黎元洪没有参加国会请愿活动，但他在内心深处，是支持这个活动，并时刻给予了关注。
在随后暴发的保路运运动中，湖北则成为了震中。前边说了，黎元洪不但代表军方参加了这个活动，并被推举为铁路协会委员，在支持派代表进京和筹款募捐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获得各方好评。
在参加这次活动中，黎元洪和立宪派人士有了深入的交往和沟通，为他后来被推举为湖北军政.府的大都督，奠定了基础。
这个时期，在湖北的革命党中，势力最大的是二个组织，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共进会和文学社。他们实际上是同盟会的分支，一直在新军中发展组织，力图发动新军起义。做为湖北军界的二号人物，黎元洪对革命党人在他所部的活动，谈不上支持，至少是采取一种默许的态度；革命党人对此也是心知肚明。
在国会请愿活动和保路运动的推动下，文学社和共进会也加速了起义的步伐，并决定采取联合行动。
所谓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分。起事后推举谁作为领袖人物号令大家呢？二个组织探讨过，最合适人选莫过于吴禄真和蓝天蔚，两个人都是重量级人物，是人品高尚，坚定的革命党人，在二湖民众中享有很高威望。但是此刻这两人都在北方，所谓远水解不了近渴。
于是，有人就提出黎元洪。尽管他不是革命党人，但革命党人很信任他。把他推举出来，很多对革命持观望态度的就可能投向革命。
但是，毕竟黎元洪不是自己人，所以在革命党中，也有些人持不同意见。大家另外提出了几个人选，但都觉得份量不够。大家更担心的是，推出一个不合适的人选，缺乏号召力不说，革命党之间如果攀比起来，你看不起我，我看不起他，相互不服气，弄不好革命还没取得成果，党人内部先分裂了。
人们有时候容易犯这样的毛病。一个东西大家都不要可以，但不能给这其中的一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一句话，这东西我可以不要，但别人谁也不能拿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