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三日，张彪病危，在临终前十来分钟，回光返照，显得格外清醒。清逊帝溥仪闻讯急忙赶来看望，使他垂死的身躯激动起来。
他虽然口不能言，并且已经无力举手表示致敬，面部悲哀的表情依稀可见，只能微微作一下告别状的姿态；但是他的眼睛目光灼灼地向着这位昔日的主公，死死地盯着他终身维护的清朝末代皇帝，一直到断气。
溥仪为痛念这位清朝的忠臣遗老，挥泪不已。成殓之际，溥仪亲书“心如金石”匾额，又赐陀罗经被，为他送行。
黎元洪虽然未见到他最后一面，但在祭奠时也嚎啕大哭，表现得异常地悲哀、异常地人情世故。经张彪家眷苦苦相劝，才依依不舍地含泪登车而去。
当然，这为后话。
所谓与人方便，自己方便。黎元洪如此的待人，也为自己经营出了特别好的人际关系。
张之洞是个著书立说之人，一**四年四月，他的著作《劝学篇》问世。
张之洞的《劝学篇》，一**八年刊行。是阐述“中体西用”，宣传洋务思想的代表作，共二十四篇。
主张以“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以中学纲常名教之本，维系世道人心。提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的观点，主张先明内学，然后择西学以用之。提倡“立学堂、修铁路等，采用西技西艺”。反对维新派“开议院”、 “兴民权”的主张。先后译成英、法文出版。一九零零年纽约出版的英文本，易名为《中国的唯一的希望》。
张之洞从总体上说，是主张学习西方 ，西为中用的。为了培养黎元洪，开阔其视野，张之洞曾派黎元洪三次到日本考察。
一**八年二月，黎元洪怀着求新求变和救国强军的梦想，第一次来日本，被派到日本的禁卫骑兵联队学习。这时，虽然甲午中日战争已经结束四年，但在和日方人员接触中，黎元洪明确感到，两个国家间的战争烟云还没有完全的散去。
日方个别人员对中方人员的敌视和瞧不起，能随时感觉到。这更刺激了黎元洪更加努力的学习，在同行的的人中，他比谁下的功夫都大。
好不容易出趟国，很多人都是想法设法多出去逛逛。黎元洪住在九段松叶馆，距离骑兵操场很远，而黎元洪每天“革靴蹄铁，风雨泥泞，日必一往”。
有空闲时间，他也会见识一下异地风情。当他在东京、大阪等地的公园里，看到陈列着日本方在甲午战争中缴获中方的战利品，很受刺激，强烈感受到了这是对自己国家和军队的羞辱，于是就联合一些旅日侨胞，向清廷驻日的商务监督请愿，要求将这些有损祖国的战利品撤掉。
此举虽不能如他所愿，但却可见他对祖国的一片赤诚。落后就要吃败仗，就要受羞辱，这更激起了黎元洪的学习的热忱。
这时候的日本，在方方面面都走在了前边，除了学习骑兵的相关知识，他也不放过学习其它方面的机会。
三个月后，黎元洪圆满的完成了考察任务。此次赴日考察，时间虽不算长，但黎元洪收获满满。他把他学到的东西及其学习的体会和领悟，写了一篇长篇报告，交给了张之洞。在汇报的同时，他向张之洞提出了一个具有深远意义地建议，派更多的有知识的青年人去日本考察，学习，一定会有大的收获。
张之洞接受了黎元洪的建议，从而使湖北在外派留日人员的数目，远高于其它省份。此时，清廷正推行维新变法，派人出去留洋学习，是维新派的一个重要主张。对于维新变法，张之洞是很赞成的，跟得也很紧。在派人留洋学习方面，制订了庞大的计划。拟湖北湖南派一百人前往。后因维新变法很快失败，这些计划也同维新变法的其它主张一样，胎死腹中。即便是在很困难的情况下，张之洞还是派出了二十人，进入了日本士官学校学习。
二十世纪初，中国到日本留学的学生达到高.潮，在留日的各省学生中，湖北的人数是最多的。一就零四年，湖北在日学生已达二百八十九人，占全国第一位。而此时全国其他省，多者一般也不超二位数。到一九零六年，中国留日学生共五千四百余人，仅湖北一省就有一千三百六十人，占四分之一。这有赖于张之洞的大力提倡，也得益于黎元洪的建言献策和全力襄助。
武昌首义后，有人实事求是的指出：“至今学界、军界，人才如此之盛，皆当日元洪一言之功。”
这或许也在一个侧面，说明了辛亥首义何以发生在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