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士诒以交通为基础，而实际上则掌握财政大权。当时北京**虽有财政总长，可是财政大权都集中在总统府内的财政会议。这个财政会议由袁世凯为召集人，而粱则为实际主持人。
熊希龄内阁垮台后，财政权更集中到总统府了，甚至连收支一切多由总统批定。
有一天，袁世凯对梁士诒说“财政窘迫若此，交通部总要帮个忙才好。”
梁答：“请总统吩咐，要多少才够？”
袁说：“每月总须有四五十万才够。”
梁答： “那么就是五十万好了。”
从此交通部每月便按时如数缴出。
两杨反梁的得意之举是迎合袁的心理，捧徐世昌出来做国务卿。因为这样一来，则总统府秘书长的地位便完全落空，这是打击梁士诒最好的一个办法，也是一着绝妙好棋！
高处不胜寒，梁士诒虽然权重，可是处境也很危险，这可于一段剪报和梁的父亲一封家书中看出。
这份剪报是**《字林西报》的一篇专稿，描写梁的权力，全文如下：
“中国今日所恃以存在者，是为袁总统，而将来所恃以存在者，实为梁秘书长。梁士诒者，在中国财政上最有势力之第一人也。其人赋性坚定，才具极圆滑，不喜大言高论，但求着着踏实，步步为营，以至水到渠成，一举而收其成，此等性格，极似袁总统之生平。
“总统府中，重大财政事项，袁总统恒倚如左右手，譬如行军者，袁大总统为前路先锋，梁士诒为其后路粮台。彼又得最好接济之交通部，富源无穷。周学熙去后，彼已运其妙腕，至于财政部，近且大见成功。且更进而着眼于全国实业。
“现在实业开放政策实倡始于梁士诒。熊希龄等不过随声附和，而收其功者仍为梁士诒。故吾人论中国财政上之实权，除梁士诒外，殆寻不出第二人焉。且梁士诒财政上之势力，非唯于国内占到实权，且于国际上更据有最高之信用，近来各种借款，虽名义上为某某签押，而内幕皆有梁士诒其人在；且往往他人磋商不成，而梁士诒一经手即完全成功。
“盖梁士诒今日，其本身已具有能代表袁大总统之资格，而对外又能迎合实业投资之趋势，故任其所往，无不如意，在中国政界，或有议梁士诒事权过重，甚或有谓袁总统大权旁落者；语虽不无近似，然曾不思中国财政上若无梁士诒其人，不但行政方面不得支撑，恐袁总统赫赫一世之兵威，亦未免小被其影响。外人之信用梁士诒者，此亦为一最大原因。
“总之今日世界各国政治上之势力，财权几占全部，兵力不过其残影，此论若无谬论，则中国继兵力而掌政柄者，必在财权，即继袁总统而统治中国者，必梁士诒。此梁士诒所以为中国政治上最有望之材也。”
梁士诒的父亲梁保三为了这则特稿，给儿子一封信：
“顷阅《字林西报》论一则，似极颂扬，而实为世忌。在豁达大度之主或不猜疑，在深谋远虑之人，不无动念，况有企望齐肩，攀龙附凤，希望后任，种种人物，皆怀忌心。
“昔曹孟德之于杨修，以其才名过己而害之，可惧也。是则日报，虑有人蓄意为之者，必由京而沪，由沪而港，**必有所闻。故凡事宜退一步以留己之余地。
“前人有功高而震主，功成而身退，匪惟远嫌，亦保身之义也。报内一则曰或有事权过重，一则曰或谓大权旁落。此皆煽动之言，足以惑阅报者之听闻也。”
梁老先生并非过虑，实为事实。当袁世凯对南方用兵时，各省军政长官及师旅长入京谒袁后，一定专程谒梁。
有一天袁对梁说：“你的地位，将来更重要，现在入觐的师旅长，不可轻予颜色。”
当《约法》正在交议时，袁对梁表示欲扩张总统府以罗致人才。梁却主张暂勿变更内阁制，倘欲扩充府制，不如将府秘书厅扩大，以容纳人才。
袁欲改总.理为国务卿，梁竭力反对，袁目不转瞬瞪视梁，梁这时才警觉到自己为袁所疑忌了。
徐世昌出任国务卿后，梁士诒的政敌杨士琦得势，梁乃离开了总统府，声势自然是减低了不少。
民国四年六月间，又发生了交通大参案，对梁更是严重打击。
这个交通大参案，是当年袁政.府一件耸人听闻的政治案件，参案是自津浦铁路开始的。由前任津浦路北段总办、现任肃政史孟玉双和津浦路总稽核金恭寿定参案草稿，由肃政史王瑚、蔡宝善至津浦路密查，列出十大罪状，由都肃政史领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