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则仍是，只要清帝退位，他将“马上辞职，以袁世凯为代”。
得到这些人的明确表态，袁世凯决心终于下定，立即命袁克定、梁士诒：“为我电致少川（唐绍仪），杏城（杨士琦），并转秩庸（伍廷芳），谓势在必行，义无反顾，唯不能自我一人先发。已将斯旨训示北洋诸镇将及驻外专使，旅沪疆吏，令联衔劝幼帝退位，以国让民，一举而大局可定。另拟优待皇室条件，征南方同意。”
自此以后，和议中的国民会议问题一变而为清帝退位问题。由此，袁世凯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逼宫上了。
而南方临时政.府那边，或许是因为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不打仗了，多为国家和人民干些实事吧，连续发布变革改制的决定。一方面用难得的国家机器，宣传自己的主张，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立法，将来能对袁世凯形成制约。
南方临时政.府的这些改革举措，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建元改历。
改朝换代了，这是题中应有之义。
（二）限期剪辫。“编发之制”是清朝反动统治的一个重要象征。辛亥首义后，各地群众即自动起来剪辫。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之日（1911年12月29日），南京各界市民就一律剪去辫发，表示庆祝。临时**成立后，孙中山在致各地的电文中，要求“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说明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坚决态度。
此后，剪辫的地区或有早晚，甚至也有个别坚持留辫的顽固派，但大势所趋，剪辫的潮流已是不可阻挡的了。
（三）劝禁缠足。三月十一日，孙中山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令中说：“夫将欲图国力之坚强，必先图国民体力之发达；至缠足一事，残毁肢体，阻阏血脉，害虽加于一人，病实施于子孙，生理所证，岂得云诬？至因缠足之故，动作竭蹶，深居简出，教育莫施，世事罔问，遑能独立谋生，共服世务？以上二者，特其大端，若他弊害，更仆难数。曩者仁人志士尝有天足会之设，开通者已见解除，固陋者犹执成见。
“当此除旧布新之际，此等恶俗，尤宜先事革除，以培国本。为此令仰该部速行通饬各省，一体劝禁，其有故违禁令者，予其家属以相当之罚。”
内务部根据孙令，在通饬各省文中，曾提出下列要求：“已缠者令其必放，未缠者毋许再缠，倘乡僻愚民，仍执迷不悟，则或编为另户，以激其羞恶之心，或削其公权，以生其向隅之感。”
缠足，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便有记载，不过那时只存在于个别“舞人”中。自五代南唐后主令宫人以帛缠足，舞莲花中，由是人皆效之。而自宋以后，随着纲常礼教束缚的加强，缠足便成为妇女应该普遍遵守的规矩。
“因此，放足也就成为妇女从封建桎桔下解放出来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此以前，虽有个别的志士仁人提倡天足，维新派也曾在许多地方设立禁缠足会，但象临时**这样，自上而下大规模地禁止缠足，却是历史上没有过的事。从上述令文和办法中，民主共和派在这个问题上是非常坚决的。
（四）禁止刑讯。
刑讯是一种封建野蛮作法，孙中山在禁止刑讯令中说：“本总统提倡人道，注重民生，奔走国难，二十余载，对于亡清虐政，曾声其罪状，布告中外人士，而于刑讯一端，尤深恶痛绝”；他要求“不论行政、司法官署，及何种案件，一概不准刑讯，鞠狱当视证据之充实与否，不当偏重口供，其从前不法刑具，悉令焚毁”。
接着，他又在禁止体罚令中指出：“乃有图宣告之轻便，执行之迅速，逾越法律，擅用职权，漫施笞杖之刑，致多枉纵之狱者，甚为有司不取也。夫体罚制度，为万国所屏弃，中外所讥评，前清末叶，虽悬为禁令，而督率无方，奉行不力。顷闻上海南市裁判所审讯案件，犹用戒责，且施之妇女。以沪上开通最早，四方观听所系之地，而员司犹踵故习，则其他各省官吏，保无有乘民国初成，法令未具之际，复萌故态者。”
他着重申明：“不论司法、行政各官署，审理及判决民刑案件，不准再用笞杖枷号，及他项不法刑具；其罪当笞杖枷号者，悉改科罚金拘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