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贞先引着荀攸、姚昇去荀绲的墓前拜祭了一番，和荀彧兄弟说了会儿话，之后回入高阳里。
回到里内家中坐定，重拾话头，说起姚昇劝谏何进、袁绍之事。
姚昇家在江东，是吴郡乌程人，家世冠族，为郡大姓，初仕郡中，后被举州茂才，除襄国令，他在襄国县任职了好几年，在任有政声，遂於去年被征入朝中，拜为郎官，因是得与袁绍诸人来往。他出身江东士族，亦素痛恨宦官当权，兼之其人慷慨豪爽，任侠尚气，却正是与袁绍、何顒等为同一流的人物，再加上他与荀贞相熟，遂得参袁绍一党谋议诛宦之事。
姚昇负气倜傥，自诩有纵横才，襄国县境内有一苏人亭，盖是苏秦西入说秦之所，他昔在襄国时，便尝慨叹：“苏子所在国重，所去国轻，盖英杰矣”。既然早有此慨叹，一直觉得一个襄国县太小，不足以他施展拳脚，今得与参议诛宦大事，他自然是倾心尽智，积极出谋划策。
只是，他家在江东，非是北地名族，和袁绍党中的诸人相比，他的名声、地位又较低，所以他的一些意见不太被袁绍等人重视。
姚昇说道：“本月辛酉，葬孝灵皇帝於文陵，徙渤海王为陈留王，袁司隶因又进言大将军，言：‘昔窦武、陈蕃欲诛内宦而反为所害者，是因为消息泄露，北军五营的兵士素畏服宦官，而窦武却试图利用他们来与宦官对抗，所以自取祸灭。现今将军兄弟并领劲兵，部曲、将吏皆英俊名士，乐尽为命，事在掌握，此天赐之机也。将军应该一举为天下除患，以垂名后世，机不可失！’大将军乃白何太后，请尽罢中常侍以下，以三署郎补其处。”
本月辛酉，也即七月十七，灵帝在这一天下葬。渤海王即董侯刘协，今天子刘辩登基后，封刘协为渤海王，又於前些天改封他为陈留王。
“现今将军兄弟并领劲兵”，何进和他弟弟车骑将军何苗既身为将军，自然各有部曲。蹇硕、董重死后，京都的禁军、武装力量经过洗牌，一部分落入到了以袁绍为代表的士人手中，如西园、北军、虎贲、城门军，一部分由何进、何苗分别掌控，还有一部分仍在宦官的控制下。
尽管说何进所部的兵士可能没有袁绍等手中的兵士多，可何进与袁绍合兵的话，其所掌握之武装力量却是已经超过了宦官，——宦官本是一支独大的，蹇硕在时，连何进都得听从蹇硕的命令，可却终究因宦官这个阶层的依附性太强，名声也太差，加上张让、赵忠等存有投机心态，结果蹇硕一死，形势顿时就变得对宦官大为不利。
士人与外戚这个联盟所掌握的军事力量已经稳压宦官了，那么即使在这个时候以武力诛宦，士人与外戚也是稳操胜券的。
所以，袁绍有此一说，所谓“部曲、将吏皆英俊名士，乐尽为命”，这显然是在恭维何进了。
而之所以在灵帝下葬、刘协改封陈留王后，袁绍挑选这个时机，又劝何进诛宦，却是因为两个缘故。
首先，灵帝下葬时，何进警惕会再发生“蹇硕召他入宫，想谋害他”那样的阴谋，所以自称有疾，不入宫陪丧，也不送灵帝的棺椁出陵，——由此可见，何进虽对诛宦一事一直犹豫不决，可他对宦官实际仍是十分忌惮的，这就有了再劝何进诛宦的主观基础。
其次，灵帝已然下葬，董重、董太后也已经相继身死，刘协被改封为了陈留王，今天子刘辩的皇位现在看来已经稳固了，没有竞争对手，也没有潜在的威胁了，而同时经过一系列的洗牌，如袁绍所说“现今将军兄弟并领劲兵”，士人与外戚掌握的军事力量也已经能压制宦官了，那么也就是说，现在又有了再劝何进诛宦的客观基础。
“将军应该一举为天下除患，以垂名后世”，人皆有好名之心，何进亦是如此。
他本就忌惮宦官，现今刘辩的皇位既然已经稳固，换言之，他大将军的位置也算就此稳固了，而且随着发展，形势也已开始变得对宦官不利，袁绍又一再地进言，请求他动手诛宦，不断地给他施加压力，又再加上这点好名之心，他这次终於意动，松了口，同意了袁绍的请求。
可虽然是同意了，却也只是同意了一部分，袁绍想要的是“悉诛诸宦”，袁绍想把所有的宦官，不分大小，全部杀掉，以报士人两次被党锢的血海深仇，可何进却没有这么想，他不想把宦官全部杀掉，试想，那么多的宦官亲戚、子弟、门客在朝中、州郡为吏，如果把宦官全部杀掉，他何进岂不成了“宦党”的公敌了？他岂不是从此之后就被牢牢地绑在士族这条船上，不得不听从士族的摆布了？故此说，对何进而言之，只要能把宦官们赶出宫城就可以了。
荀贞知何太后必不会同意何进的奏请，但还是问道：“太后怎么说？”
姚昇答道：“太后不听大将军之请，对大将军说：‘中官统领禁省，自古及今，这是汉家的故事，不可废也。且先帝新弃天下，我奈何楚楚与士人共对事乎！’”
何太后当然不会同意何进的请求，就不说她久在深宫，与宦官们朝夕相处，有感情，便从权柄上来说，如把宦官全都赶走，她一个妇人家怎么去掌握朝权？指望那些朝中的大臣？指望那些接替宦官位置的三署郎官们？想想都不可能。宦官一旦被赶走，她这个太后必会被架空。
何太后不允，在“诛宦”或“逐宦”这件事，何进本来就意志不坚定，於是也就罢了，改而打算“杀鸡儆猴”，想着干脆杀掉几个为恶最重的宦官也就算了，可袁绍不同意。
何进和宦官没什么大仇，士人与宦官却是仇深似海，而且，宦官不除，何进一样能够掌权，士人却不能独握朝权，不但不能独握朝权，说不定以后还会再受到宦官的报复打击，时局一旦变得对士人不利，宦官们没准儿就会掀起第三次党锢，因是，袁绍又劝何进，认为宦官与天子、太后最为亲近，朝臣的奏章和天子的诏令都由他们传递，如不悉废，必为后患。
荀贞不知道赵忠、张让们现在会想些什么，但可以猜得出来，至少有一点很肯定，他们对“出卖蹇硕”这件事现如今必是充满了后悔，本来形势大好，忽然间就被何进、士人占了上风，生死悬於人手，於此“危亡”之际，他们也不得不暂低下头，既然出卖蹇硕没有能换来何进的谅解、合作，那么他们就转而去贿赂一向对他们存有好感的何苗和何进的母亲舞阳君。
何苗很清楚如无宦官为党援，何氏一门非但不能得享贵重荣华，反而有可能会随着宦官的覆灭而最终也被士人除掉，所以，他和舞阳君数次向何太后进言，叫她千万不要听何进的话，并说“大将军专杀左右，擅权以弱社稷”。社稷是什么？是国家。国家是谁的？是汉家刘氏的。现天子年少，“国家”在临朝的何太后手中。以弱社稷，即是说在削弱何太后的权柄。
何太后疑以为然。
眼看“诛宦”的事儿干不成了，要被何进的犹豫、何苗等的阻止而不得不半途而废了，袁绍的焦急、不安可想而知。
“诛宦”这事儿一旦干不成，一旦半途而止，待宦官缓过劲来，他袁绍首当其冲，他袁氏一族首当其冲，既是为了士人的利益，也更是为了袁氏和他自己的利益，到的此时，他不得不对何进下猛药了。
袁绍心知肚明，何进之所以一直迟疑不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因为何进不但忌惮宦官，也忌惮士人在京都的势力，换言之，主要是忌惮袁绍一党所掌握的京都武装力量。
於是，袁绍又一次来拜谒何进。
在这次会面中，袁绍向何进提出了：“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使并引兵向京城，以胁太后”。
袁绍的这句话可以说是“对症下药”，何进马上就同意了。
何进是大将军、录尚书事，军政一把抓，朝中第一人，召谁来京城全由他说了算，他说召谁来，就召谁来，正可趁此机会，把他笼络的“武人小集团”召来京都，以此来对抗、乃至压制士人在京都的军事力量。只要能把士人压制住，“诛宦”仍不行，但“逐宦”却就没一点问题了。
也是在这次会面中，建议过何进召四方猛将、豪杰入京后，袁绍又再一次提出，请求何进上奏朝中，赦免荀贞之罪，拜荀贞为执金吾或羽林中郎将，——当时荀攸亦在，这也是荀攸的第三次跟着袁绍来见何进。
袁绍对何进说道：“中平元年，贞从左将军击讨黄巾，逼死张角，战功为诸将第一，因功得为赵中尉，再迁魏郡太守，又分别於任上平定巨贼、击退黑山，实知兵者也，……其中详细，公达最知。如得赦其罪，命之募壮士以入京城，为将军爪牙，足镇诸宦。”
何进先已认可了袁绍召四方猛将、豪杰入京的建议，这会儿显是无法拒绝召荀贞入朝。可他之所以召外将入京，本就是因忌惮士人所掌握之京都军事力量，却又怎会答允举荀贞为执金吾或羽林中郎将？因是之故，遂有了同意请奏朝中赦免荀贞、议拜他为左中郎将一事。
袁绍抓住时机，使何进不得不同意了赦免荀贞、召荀贞入朝，他所图者，是荀贞的英武能战和荀贞的义从虎士。何进虽不得不同意了袁绍的请求，却只肯拜荀贞为左中郎将，一是不欲增强士人的势力，再一个也是想借此敲打宫中诸宦，荀贞是赵忠的仇人，召荀贞入朝就是一个信号：你们这些宦官要是有眼色，就老老实实地听命，若执意不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荀贞与何进、袁绍均未亲面见过，而且身不在京都，远在千里外，可他的前程、命运，现在却全操控在何进、袁绍的手中，说白了，他现今虽有了高名，可在何进、袁绍的对弈中，他仍只是个棋子的角色。
袁绍进言何进，建议他召四方猛将、豪杰统兵入京的消息在内部传开后，不少人表示了反对。
何进的主簿陈琳进谏说道：“谚称‘掩目捕雀’。闭上眼抓麻雀是万万抓不到的，这样的小事都不能欺以得志，况国家大事，又岂可以诈立乎！今将军总皇威，握兵要，龙骧虎步，高下在心，以此来诛、逐诸宦，犹如鼓洪炉、燎毛发，只要速发雷霆，行权立断，则上应天心，下顺民意，事成易耳！然而如今却委释利器，向外求助，等到各地的兵马聚会京都后，到那时，便是强者为雄看！这就是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只会引发大乱！”
何进不听，一边分遣府中掾吏和投靠他的武人们或归本郡、或至民悍敢战处募兵，一边准备传书给董卓、丁原和东郡太守桥瑁，命他们将兵诣京师。
何进遣去州郡募兵的共有五人，分别是大将军府的掾吏王匡、骑都尉鲍信、都尉毋丘毅、假司马张扬、并州从事张辽，——张扬、张辽二人本都是并州刺史丁原的属吏，丁原与何进搭上线后，早前先后派他两人将兵入京，现俱深得何进信赖，毋丘毅亦是何进心腹，这三人是何进拉拢的武人小集团中的成员，王匡、鲍信虽是士人出身，与袁绍交情甚佳，但也很得何进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