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逐一破产，周王室的权威一落千丈，只能在各个诸侯的强势中勉强度日。可是与此同时对于各国的诸侯来说日子也不好过，他们同样面临的来自卿，大夫，以至于士的压力，整个社会出现了一场“下克上”的巨变。这也就无怪乎孔子哀叹的那一句名言。“礼崩乐坏”这些情况的出现，都是由于周朝中法制度的解体所造成的。
简单来说呢，宗法制就是基于血缘关系分配权利和财产的制度，历史十分悠久，根据考古材料得知早在商代时就有了这一制度的雏形。但西周对此制度进行了改造和发展，使其更适合于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局势，同时西周宗法制规定“立嫡以长不以贤”。
指的就是只有嫡长子才有资格继承王位，其余妾生的诸子则称为庶子被分封为各地，成为诸侯，以此类推在诸侯国内，同样由嫡子继承诸侯之位，而庶子则被封为卿，卿的庶子封为大夫，大夫的庶子则成为一般的平民。以此类推。随着血缘的淡薄，往昔的贵族也会变成平民。
这样的设计使整个统治阶级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金字塔形结构，在如此复杂而严密的体系当中，每个人的身份都是相对的，居于金字塔顶端的天子是绝对的大宗，而诸侯相对于天子是小宗，而在自己的封国内又是大宗，如此环环相扣，紧密相连，而在政治上天子是一国之君，具有绝对的政治潜力，而在宗族上天子又是族长，具备血缘上的优势，在宗族祭祀时也赞助祖祭的地位，而处于这一条链条上的。诸侯，卿，大夫，士莫不如此，宗法制将政权和族权融为一体，紧密的结合使周王室的统治更为巩固，周天子的权力便是由此而来。
说实在点，说白点，就是靠血缘拉关系。
可是时代永远在发展。所以宗法制逐渐从内部也出现了裂痕。就如同前面所说的周幽王宠幸褒姒，将其所生的伯服立为太子，这无疑破坏了嫡长子继承制，虽然周幽王自作聪明的先行将身后废除，并改立褒姒为皇后，但这以掩耳盗铃的行为却不能改变他肆意践踏了先人规则的事实，所以因此周幽王也国破家亡。
周幽王给后代们立了一个坏榜样，可惜他的很多后代都模仿了他。到了春秋年间那些不安于现状的庶出子弟纷纷联合大臣或有力诸侯想要登基篡位王室内乱频频上演，周庄王三年，公元前694年，执政的大臣周公黑肩又称周桓公，对位没多久的周庄王不满意，既然打算弑君政变，改力庄王之帝王子克。幸亏事件被辛伯告发，周公黑肩身死，王子克流亡到燕国避难。
周襄王三年，公元前649年，其异母弟王子带勾结西戎和北狄，想要试君造反，虽然周襄王先下手为强，把王子带赶到了齐国但王子但并不死心，周襄王16年公元前636年王子带卷土重来，在周王室一些大臣和北狄的里应外合下攻占了成周。周襄王只得逃到郑国避难，后来还是晋文公重耳出兵平叛杀掉王子带，周襄王才得以重登大宝。
此等之势愈演愈烈，周景王24年及公元前520年，周景王去世，原本应该由太子王子猛继位，但周景王生前却宠爱庶长子王子朝。并指定由其继位，二人为王位发生争夺，王子猛虽然称王，但随后便被王子朝杀死，王子猛之子王子匄即位后同王子朝混战三年之久。
周定王28年，公元前441年，周定王去世继位的太子去疾继位仅三个月就被弟弟王子叔杀死，而王子叔继位5个月后又被弟弟王子嵬杀死，此时已是春秋末期，而周王室的内外已经达到了变本加厉的地步，终于导致了周王室的再次分裂，王子嵬继位后封其子王子班于巩，当今的河南巩义西南，后来分裂为东周国。
连王室都如此内乱，在政治和经济上占据优势的诸侯国，已经不把周天子放在眼中，常常参与到周王室的内乱中，但与此同时，卿大夫在诸侯国内又为了争夺国君之位而掀起的内乱，也是层出不穷，此起彼伏，根据后世历史学家对史书记载的统计与分析，整个春秋时期竟然有43名君主被臣下或敌国所杀害，而在暴动中丧生的卿大夫更是数不胜数。
随着宗法制的破产。“世官制”的选官制度也动摇了，随着卿大夫甚至士等下层贵族势力的日益崛起，他们借助人数优势广泛的参政议政，进入权力中心，即使是对传统礼乐制度颇多维护的孔子，他的父亲也只是低级贵族出身，而孔子却一度当上了鲁国的司寇，位高权重。
随着选官制度的改变也造成了俸禄制度的变化，原本宗法制能够与井田制度相联系，用分封土地的方式来发放俸禄，然而随着做官人数的增多，商品经济的兴起以及土地的私有和买卖，土地明显不够分配，因此便改成了以粮食为支付手段的谷禄制。
诗经中写道“价人为藩，大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毋俾城坏，毋独斯畏”这句话用充满再美的语气，将宗法制度比喻成坚固的城墙，然而在春秋时代，这座看似牢不可破的城堡却被时代的洪流冲击的已经破败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