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主要的是这杨老三的机心，说话时大势挡不住，退让允诺的话，也做不得真，曾国藩和罗泽南，都在官场上打混过，面前一套背后一套的活儿，做起来也顺手，若是这天下事儿，说话就能解决，还有这么多的纷争吗？
回到衡阳之后，曾国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继续剿匪，手段比在长沙之时更为酷烈，这次主要针对的匪患，也是那些有一定家底子的山匪、水匪，至于这烟匪么！暗中做还是可行的，明做，怕是不止要得罪湖南官场了。
轰轰烈烈的剿匪，对百姓和一批大户来说，算是幸事，藉着剿匪，曾国藩不仅得了匪徒的财货，一些深受盗匪欺凌的大户，也或多或少的给了湘勇一些资助，你一千我两千，你给一担粮，我给一罐盐。
收获了民心的同时，湘勇面临的饷银危机，也算是暂时解除了。
凡事有好必有坏，官匪一家、兵匪一家，也不是什么虚妄之言，做官的瞧着的是银子，当兵的看的是军饷，至于百姓受不受苦，与官兵的关系还真不算太大。
但凡是那些有些家底的盗匪。多少也与官府、绿营有着纷纷杂杂的联系，断人财路跟掘祖坟也差不多，既长沙不受待见之后，曾涤生在小半个湖南都不怎么受待见了。
湖南巡抚骆秉章，对此也是头疼不已，看来这曾涤生是个有本事的，既然巡抚衙门不给银子。他就自己想办法，这剿匪助饷，想来也是个绝妙的主意，虽说在官场搏了一个曾剃头的恶名，但在三湘大地上，这曾涤生也实实在在的赚到了好名声。
官府群情义愤。民间叫好连连，这官司也是个没法儿打的烂官司，劝解曾涤生，这位势必要伸手要钱，不管不问下属的诉求，大面上也说不过去啊！
官府继续挤兑曾涤生，是骆秉章的表态。而曾涤生的回应，却是更大范围的剿匪，下面的州县官来论理，曾国藩也摆起了架子，他再说也是正二品的侍郎官，可不是什么人想见就能见的。
至于那些府道官和巡抚衙门来搅和事儿的，曾国藩也有办法，奉旨练兵。这条拿出来，谁也说不出别的话。
所谓匪患，大多都是百八十人的小山头，成千上万人的山头，除了长毛贼，湖南地界还真没有，面对这些小股的盗匪。派去个千把人手，连杀带打，确实是个练兵的好法子。
对此，曾涤生也是极为佩服杨老三的。这事儿没做过，不知道里面的玄机，做了之后，曾国藩也有些欲罢不能的意思了。
剿匪助饷，助饷是大事儿，可在剿匪的途中，湘勇的收获也是不小，打杀一些凶悍之辈后，剩下的盗匪，多数加入了湘勇之中。
虽说之前这些人是匪，但打仗剿匪，就是这么个德行，曾国藩可不能像杨猛那样，破了山门之后，不管男女老少，就是一个杀字。
打杀匪首，收编残匪，这些残余的山匪，倒是符合曾国藩选兵的标准，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兼着做土匪的手里或多或少的都有两下子，这军饷的事情解决了，湘勇的战斗力，也在稳步提升之中。
大道理说的再好，也不如亲身实践一下，来的明白，练勇成新军，唯一可以借鉴的只有前明戚继光抗倭的法子，虽说曾国藩也觉得杨老三的那本《战争论》字字珠玑，但真正的用起来，还是《纪效新书》里的法子更为靠谱。
两厢借鉴之下，在杨猛眼中有些不伦不类的湘军，也就慢慢的成型了，虽说杨猛当时说了水师建造的要点，但洋船虽好，短时间内确实很难弄到，湖南水多水师要建，随着不断的收到成效，曾国藩的心也慢慢的大了。
至于英夷之事，跟杨老三说的一样，话是做不得准的，具体要如何决断，还要等购炮的人带回来具体的消息再说。
曾国藩的反应，在杨猛看来很正常，若是他真的按着自己说的来做了，杨猛反而要怀疑这曾涤生的本事，人家说什么你就做什么，没有自我的人难成大器。
曾国藩是海内名儒，能在他的心里植下野草，杨猛已经庆幸不已了，指望着一个在官场打混了十多年的油子，几句话就转投自己的阵营，未免有些天真了。
瞧瞧人家左骡子，这位可是个精明人，自打看了《战争论》之后，就想方设法的从杨猛身上刮油，今天要一批马刀，明天要些火炮，这几天的信件里，这左骡子又看上火枪了。
对于左骡子的要求，杨猛也是部分的满足，你要三千马刀，给你三百，你要十门火炮，给你两三门，至于轮船，想都别想，岳州的码头没什么防卫手段，一旦轮船被太平军劫了，杨猛找谁说理去？
左宗棠要的火枪，杨猛也分拨了五百支过去，还有一队五十人的新军教官，左骡子是杨猛的一个棋子，林老虎把经略西北的事情，托付给了左骡子，而左骡子立功立威也是在西北，配上在西北谋事的杜文秀和马青虎，那边也是大有可为的。
还有一条，杨猛现在将左骡子与曾涤生分开，也有让两人互相制衡的意思，接下来，战功会慢慢的积累，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左骡子、曾涤生的位置，都会慢慢的上升，在什么位子上想什么事儿，难保左骡子和曾涤生将来不会与自己反目成仇。
到了那个时候，杨猛势必要出手打掉一个，震慑另一个，至于剩下的那一个，将来再扶植一个掣肘的就是了。
现在杨猛要走的是官场这条路，官场的水深着呢！军机和朝廷，对他的谋划都有影响，四色棍、恭王奕?、首辅祁寯藻、经略直鲁豫皖的僧格林沁，这些人都是官场上难缠的对手，谁的心机也不比谁差，将来出了真本事，运气也是必不可少的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