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过程中，未必不会如江宁藩司、江宁将军顾虑的那样，“激出更大的变故来”，但是，要说湘军余部，真会走去扯旗放炮，终究是不可能的事情。
毕竟，目下的中国，已不比原时空，掌握压倒性武力的，是关卓凡和赵景贤的这一边儿。
问题是——
赵景贤不晓得，曾国藩也不晓得，关卓凡却是晓得的，原时空，有一个“刺马案”在那里摆着。
留意一下时间线：
原时空，同治三年，即一八六四年，湘军克复江宁；同治七年，即一八六八年，马新贻履新两江总督；未足两年，同治九年，即一八七零年，马新贻遇刺。
本时空，由于关卓凡的介入，同治二年，即一八六三年，湘军克复江宁，较原时空，提前了整整一年；洪绪元年，即一八六八年，赵景贤将赴江宁本任，距江宁克复，将近五年，这个时间点，相当于原时空的同治八年，即一八六九年——正是马新贻和湘军集团的矛盾日趋白热化的时候。
马新贻对付不法的散兵游勇，就是“抓住了，该枷的枷，该杖的杖，该明正典刑的，明正典型”。然而，他得到的，是透胸一刀；而且，含恨长逝之后，刺马的幕后主使，逍遥法外，并永远淹没在历史的迷雾之中。
有人认为，“刺马案”的幕后主使，就是曾国藩本人，关卓凡以为，以曾国藩的为人和彼时持盈保泰的心气，再如何对朝廷和马新贻本人不满，也绝不至于出此下策的。
但是，“刺马案”一定是有幕后主使的；这个幕后主使，一定是湘军集团的重要人物——这两点，却概无异议。
凶手张文祥，刺马之前，同马新贻既没有任何交集，便不存在任何私怨，因此，一定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是他自己说漏嘴的话——就是说，一定是受人指使的。
除此之外，张文祥的供词，来来去去，不过一句“我为天下除掉了一个通回乱的叛逆”。
这自然是厚诬。
马新贻虽然是回教徒，却是自明初以来的山东土著，且十几代下来，进学、出仕，早就百分百汉化了；而且，他是“老教”，同马化龙、白彦虎之流的“新教”，真正是水火不容，怎么可能“通回乱”？
至于坊间关于马新贻奸占义弟曹二虎之妻、并杀曹二虎灭口的传说，更是子虚乌有，那根本是有人特意造作了出来，既为混淆视听，干扰办案，又为积毁销骨，败坏马新贻的清誉——既杀人、又诛心，用心极深、极险、极恶！
可叹的是，非但时人不辨是非，后人亦津津为之乐道，甚至添油加醋，反复敷衍，还拍成了电影——拍一部不过瘾，过些年，再拍一部！
马新贻为官清廉而有担当，不但整肃法纪，不惜其身；在改革漕运、减定浮收、整修水利上面，也很有作为，这样一个好官，不但沉冤难雪，还落得一个任人污蔑的下场，真正叫黑白颠倒！
“刺马案”叫关卓凡有很深的感慨：我们并不是没有达致历史真实的能力，但是，如何才能够将历史的真实呈现在大众面前，大众又如何才能够被说服接受这份历史的真实，却真是叫人无奈。
大多数的人，回顾历史之时，看到的，永远只是他自己想看到的，不想看到的，可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历史的真实，永远不是大众真正关心的东西。而当政者，也未必乐见大众看见历史的真实、关心历史的真实。
扯远了。
本时空，马新贻已经从浙江巡抚的任上，调任陕西巡抚了，“刺马案”是不会发生的了，即将坐上原时空马新贻坐的那座火山口的，是赵景贤，那么，在本时空，会不会出来一个“刺赵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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