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南下的部队中，又多了一位五品守备，丁先达。
等到兵将都挑选好，六天的整训完毕，报上去的名单，一共是六百二十七人。恭亲王在军机处看到了人数，有些担心，皱着眉头说：“毕竟是要跟长毛开仗，虽说兵贵精不贵多，可这人数也太单薄了，让他调兵调将，怎么才弄了这一点儿人，连千数都没有凑够？”
“王爷，有些话，关逸轩也不好直说。”曹毓英替他解释道，“京中旗营的情形，王爷您是知道的，若是带去了不能打，反而累赘。这一回他挑的人，倒是汉军旗和汉人多些，他说了，等到了上海，还要再募新勇。”
“哦，那也罢了。”恭王将名单又扫了一遍，对曹毓英说：“琢如，还是借你的大笔，这就拟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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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支兵，虽然算做旗营，但为了关卓凡将来募勇的方便，因此是按照绿营的建制，全称叫做“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协下外标马队”。这个名称佶屈拗口，没什么人记得住。其时的官场和民间，习惯于从各支军队主官的名或字里面，取一个字，作为军队的番号，称呼起来既爽利又好记，比如曾国藩手下大将鲍超的兵，被称为“霆军”，取自他的字“鲍春霆”；刘坤一的兵，则直接称为“坤军”。仿照这个例子，这支马队在私下里便被称为关逸轩的“轩军”，关卓凡人还没离开京城，这个称呼便已渐渐流传开了。
这一道谕旨，很难写，难在四个地方：主官是谁，归哪里节制，粮饷由谁支应，募勇的额度是多少。不过这些难不倒曹毓英的一支笔，他把跟文祥宝鋆商量的结果，稍加润色，便文不加点的一气呵成。
这支军队名义上的主官，不能是关卓凡——岂有一个七品知县做军队主官的道理？于是，在明发的圣旨里面，官阶最高的四品都司丁世杰成为这支“轩军”的统带，副手是同为四品的张勇。
归哪里节制，却没有点明，只是含糊地写明了轩军的驻地，是“驻扎松江府”，粮草亦由松江府负责支应，而军饷却是“自江海关关银中指拨”。所谓江海关，也就是上海海关，以关银来供应轩军的军饷，是牢不可拔的饷源，绝不会有“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烦恼，这是其他军队不曾有过的优遇，不免令人艳羡。
至于募勇，谕旨上写的是“惟视战事所需，酌情招募”，连额度都不要了，赤裸裸地说：你尽管招人，多多益善。
通篇谕旨，未写明的地方甚多，然而妙就妙在大大小小的官员看了，人人却都能明白是什么意思。关卓凡看了之后，也不免感叹我大中华的文化，真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官场中的潜规则，更是无须赘言。
而这一切的背后，又反映出了朝廷的一种态度：不管是两宫太后，还是恭亲王，抑或是军机大臣和朝中的亲贵，都认为轩军所代表的，乃是京营的名声和朝廷的脸面，将来在上海可能发生的战事中，只许胜，不许败。
尘埃落定，便要准备开拔了，按照原本的议定，应该先到天津的大沽口，再坐洋船到上海。偏偏这个时候，河南巡抚李鹤年被假军情所误导，急报境内发现数百骑捻匪的前锋，向直隶窜扰。军机处没有办法，只得顺手更改了轩军的路线，往河南迎头压下去，预备跟李鹤年的豫军一起合力击溃了捻匪之后，直接从武昌坐江轮到上海。
到了河南，结果发现所谓的匪情，乃是误报。所以张勇直到上了船，在甲板上仍然对李鹤年表示不满，认为不仅耽误了时间，还耽误了他坐海船的机会。
对李鹤年不满的，远不止张勇一个人——上海的官员和士绅，私下里对李鹤年破口大骂的，尽有人在。原拟在大沽口接兵的洋船，是上海方面所雇，损失了一笔上万银子的定金也就罢了，难过的是白白耽误了时间！
好在耽误的时间亦不算太多，等轩军急行到了武昌，消息传到上海，惶惶的人心终于初定：有两艘洋船接运，顺江直放，只要途中不遇到阻隔，轩军到达上海，是指日间的事了。
对于朝廷派出轩军来防卫上海，上海的士绅有皇恩浩荡，感激涕零的心，原因全在于“城南关三的马队”这七个字，以祺祥政变中的表现，在坊间被愈传愈神，层层夸大，干脆到了以一敌百、神乎其神的地步，被视为天下一等一的劲旅，拱卫禁苑的头号部队。因此这一笔从武昌到上海的巨额船费，全由上海的士绅报效，并不要官府出一两银子。就连承运的美国旗昌公司，也表示了要“出一分力”的意思，将运价做了两成半的折扣。
长江水道，并不能通行无碍。事实上，湘军和太平军的水军，仍有激烈的争夺，两岸的关卡犬牙交错。这种时候，仍然敢于冒险在江面上航行的客船，只有旗昌公司这两条火轮，而能不能顺利到达上海，又全靠船上这两面美国国旗撑腰。
开辟了这条“申汉线”的美国船东，叫做金能亨，这个俗气无比的名字，是他亲自替自己取的。名字俗气，人却不俗，很稳重，也很能干。此刻他也在船上押船，正在琢磨着，自己该如何与这位新任的上海知县，第一个拉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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