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龙元年初，太初宫上的圣人攥着一封奏书，纸张发出细微的摩擦声。他眉头紧锁，无神地盯着殿门外一片光亮。
殿内群臣鸦雀无声，一些体态魁梧平日粗声出气的武将更是屏住呼吸，不耐烦且不安定地轻摆着身体，宦官和宫女全身上下只有眼球在慌张地环视四周。
圣人长吁一口气，从才坐稳数月的龙榻上，略微直起身，把奏书扔在一旁，手重重地拍在奏书上，群臣中传来脚步后退的窸窣声。
“文武群臣之中，此时仍有武周前嗣圣年，朕那时在位，就立于朝堂之人。复位以来，唯尔等所奏此一事，迟迟却不可定下，整日在这明堂争执不断。如今五月将近，朕问问诸位卿家，如今之事，到底几时才有结果！？”圣人已过天命之年，声音一如被长年软禁时的虚弱，却字字咬于齿上。
奏书中所述一事，乃自“神龙兵变”后，五王助圣人登基，纷纷进言：愿以武周之终为大唐之始，将都城回迁长安。
彼时张柬之、敬晖、桓彦范、袁恕己、崔玄暐五人，对东都形势大有顾虑，前有京城长安玄武门之变，后有神都武周代唐，数宗夺权惨案皆生于内部。
而五人所想到的应对办法，则是还都，原因有三。
其一为大唐由高祖始建于长安，而后因高宗朝，武后心有以周代唐之意，才设洛阳为陪都，后称帝迁都，定“神都”一名。论及大唐根基，依旧归属于长安。
其二则是东都内，各方势力龙盘虎踞，尤其武氏遗族仍在城中、朝中尚有举足轻重之地位——凡事在东都，若离了武氏的支持，都难以施展拳脚。如若还都，此状定能纾缓，之后再择机慢慢将武氏手中权力释下，亦不会如在东都一般，受到极大阻力。
其三——圣人之圣意，当今圣人诞于长安，继位不足两月便被废为庐陵王，辗转于均州、房州各地，过着颠沛流离的幽禁生活，如今复位，返回生身之所无可厚非，助圣人复位时，敬晖、袁恕己旁敲侧击地询问过，以圣人之意，东都、长安都有何处讨圣人欢喜。
圣人彼时只回一句，所言之意甚为明了，“东都洛阳，听为落阳——日升为阳，为阳却曰落。岂不祥之状，难与‘长时于安’之长安同日而语。”
当时在场的只有即将成为皇后的韦氏，她虽未言语，也未见何神情，但眼中轻蔑。
此后，还都长安一事几乎日日在明堂之中提及，诸臣对还都与否、何时还都等疑问争执不下。
在纷争中，五王才知那一日韦后眼中为何意——此时她饶有兴致地坐在龙榻右侧，虽煞有介事地拉了一块半透纱帘，可在诸多朝臣看来，那纱帘似比圣人还要惹目几分。
圣人本意自然是尽早返回长安，可身旁的韦后并未全然同意。
在辗转于各地，漫长的流徙之中，那时唯有韦后相伴圣人左右，因此在复位的第一时间，圣人毫不犹豫地将她立为皇后。
明面上，许了一个正位予韦后；谁曾想，暗里，韦后却希望同武后那般，在朝堂之上摄政，而对韦后多有依赖的圣人，亦有意与她共治大唐。
眼下只拿还都长安一事而言，圣意已决，但最终定论的人，却是韦后。
以武后一生为例，先是随高宗听政，后二圣临朝，再后，就是取而代之了；而韦后此时之举，又有何不同，朝内当堂听政议政；朝外伙同武氏，暗结一众朝臣，虽未有谋逆之实，可司马昭之心尽显无疑。
而要紧的事何止这般，圣人的默许才是五王一方百思不得其解之处。
由此，两方在明堂之中争的又如何仅仅是还都长安与否，而是在抢夺位置——还唐之后，哪些人将真正站上大唐的顶点。
圣人怒问一句“究竟几时有结果”，看似是对纠缠已久的同一问题表达不满，实则正在坐山观虎斗，曾今的母亲武后以他庸于“无为而治”，废黜他；如今众臣有知他意者，却无法将他意化为现实；悖他意者，因是自己亲属、贴己之人，又不可随意处置、屠戮。
因此，一切又归于彼时之“无为而治”，凡事相争，终有结果，何必自己以国君身份，置身于某一派，费那功夫。
诸臣立于朝堂，相互争执，都城归属迟迟悬而未决，分歧有三：其一在于，东都、长安各自皆有利弊；其二在于新朝当立，百废待举，举城迁徙，其中花费人力物力及时日，皆不可估量；其三即所谓“民意”，城中臣民或有愿随圣驾，离东都往长安的，为显皇恩天赐，携他们同往也是理所当然，可如何界定这些人的身份，之后如何安置，则又成了一个难题。
圣人假意怒问后，百官再无人言语，圣人正欲再次开口，身旁紫色纱帘内传来一声轻咳之后，帘内吟诵起一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