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百济后，唐朝大军自然是高高兴兴的回家了，但是这百济这块地方已经是大明地盘了，所以也是留下郎将刘仁愿率数千唐兵留守百济城，并派遣了左卫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谁承想王文度赴任半途，病死死了，所以大唐才让刘仁轨取代王文度，出任新的熊津都督。
而当时的百济王扶余义慈的堂弟扶余福信本来已经降服唐军，待他看到唐军主力回国，萌生贼心，并与一个叫道琛的和尚联手，在周留城聚百济旧民造反。可以说半岛之上的那些人，两面三刀的性格早就有了。
当时大明刚刚占领百济，还没来得及巩固，所以扶余福信和那个和尚也就成功了，当时百济“西部皆应”，纷纷据城造反，支持扶余丰。结果别看这些人都是乌合之众，但是毕竟数量众多，唐军人少，所以百济的人反而把唐军刘仁愿的留守军团团包围于百济城。
得到了消息之后，大唐也是赶紧处置，于是唐廷下诏，任刘仁轨检校带方刺史，统王文度旧部与新罗军合势救援刘仁愿。于是在蜜月期的唐、新联军一路厮杀战斗，直杀百济城。和尚道琛在熊津江边建两座巨大的兵垒，刘仁轨率众猛攻，百济军不敌，退保任孝城。
相比于中华的和尚们，似乎倭国和半岛上面的和尚更能搞事，中华的和尚们也就是能多吃多占，搞些不法之事，但是半岛和倭国的和尚们更是能搞事，地位都不低，倭国的和尚们那更是趁着军队的。
美国几年，大唐又是派遣唐将苏定方又攻打高句丽，但是却遇到了遇大雪酷寒，在那个时代，打仗的是候一定是要有天时地利人和，之前就是因为天气寒冷，所以才从安市城退了回去，所以这次唐军也是不得不班师。但是刘仁轨还是向着朝廷上表，表示要继续坚守在百济，毕竟刚刚得到的百济，要是不抓紧机会，恐怕到手的地盘又没了，唐高宗深觉刘仁轨言之有理，便让唐军继续留在百济城坚守。
在百济的刘仁轨当时不会老实的呆着，被动防御可是不是大唐的风格，于是刘仁轨先出奇兵，首发制人，率军先端掉扶余福信派人修建的真岘城，虽然此城“临江高陆”，接着唐军又是连夜奇袭，一举攻破，“遂通新罗运粮之路”。毕竟当时百济的人和大唐有着灭国之恨，从当地征集粮草也是有些难度的，再加上当时为了相求大唐帮助自己打败百济和高句丽，所以新罗也就是主要负责了大唐的后勤任务了。
而当时的百济也是没有认真的复国，反而是在内部发生了火并。百济王子扶余丰越来越不能忍受堂叔扶余福信的跋扈，于是对扶余福信下手了，扶余福信被杀。这可是一个好机会，刘仁轨自然是不会像是那个争霸的宋王一样，守着什么乱七八糟的规矩，于是，刘仁师、刘仁愿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率陆军，刘仁轨以及先前降附的百济王子扶余隆率水军，从熊津江出发，水陆并进，直趋白江口，准备合军直捣固周坚城。
这时候，百济自然是不会束手待毙了，所以不断的向高句丽和倭国求救，想着靠着三国的力量和大唐扳手腕，但是高句丽却是被苏定方给盯着，哪敢轻举妄动，但是倭国就不一样了，当时的倭国可是跟着中原学了不少东西了，自以为学到家了，就想着对大唐进行试探，捞点油水。
所以当刘仁轨水军率先行至白江口的时候，遇见的就不只是百济的军队，还有倭国的军队。很快，倭国水军四百余艘也绵延驶至。宽阔水面上，唐、倭两路水军对峙。
当时倭国人有四万多，看上去声势浩大，大唐只有一万多人，似乎是差距不小，但是打起来就不是那样了。
等到双方真正动起手了，大唐的唐军四战皆捷，水陆连胜。虽然唐军军船在数量上占绝对劣势，但隋唐时期中国的造船技术还是非常高超，船壁高而坚，设计精良，日本的兵船与之相较，自然简陋寒酸，就像是小舢板一样的。
而且当时，倭奴从中原学的那些东西可是不包括造船打仗这些本事，未从中国偷师学艺，技术方面自然是十分的落后，兵将甲胄质量又不好，相比于大唐军队就像是民兵一样，所以碰到了箭雨，那些倭兵倭将往往被射得透心凉。
最后一点，那就是当初的“火烧赤壁”似乎是深入人心，刘仁轨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自然是通晓“火烧赤壁”之事，倭奴当时还不像唐以后那样精通中华典故、兵书，四百多艘破木船蛆一样挤在一起，因为船小，又不敢害怕太过分散，本来就打不过大唐的军队，分开更是不是对手了，还不如凑在一起显得更加的由气势。所以当唐军连发火箭，顺风投火，一时间“烟焰涨天，海水皆赤”。烧死呛死外加弃船跳水淹死，上千倭奴军全都沉到白江口水底。
海上战斗的大败，百济、倭奴陆军那就更是抗不住唐、新联军的进攻，被杀得人仰马翻。扶余丰脱身而逃，唐军最终是“获其宝剑”，人却是找不到了，显得有些美中不足了。
而周留城内拒守的百济王室扶余忠胜、扶余忠志兄弟知道大势已去，自己又不是没有投降过，所以很是干脆的率城内守军、士女以及未被杀掉的倭奴兵将，“一时并降”，丝毫没有了当初搞事的硬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