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秦皇是家天下，那么汉皇便是与外戚豪族共天下。到了隋唐则有门阀，世上只有孝子而少忠臣。乃至于两宋，士人参政，故文彦博敢说“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其实这话在文彦博之前八十年余年，就有宋初三名臣之一的张咏提过。与文彦博同时代的范仲淹也多次表示支持，几乎成了公论。
所谓日月重开大宋天，明承元统，也承了宋制，那么明朝皇帝与谁共治天下的呢？
朱元璋是希望家天下。实封诸子，使藩王临军民政事；罢宰相，使诸司无宰执魁首；兴大狱，使功臣不敢震主。结果嘛，就是建文帝削藩而引发奉天靖难之役。
成祖当然不希望看到再有一次七王之乱，更不希望看到其他宗藩“靖难”，所以才立内阁，重郡县，削藩王，不得不走上了宋朝的旧路。从成祖之后，阁臣就越走越高，到了嘉靖万历两朝，达到巅峰，如此可谓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了。
然而国变以来，皇帝已经不再信任士大夫这个阶层了。他推广文教，有教无类，看似行仲尼圣人之道，实则是在培养新的“共治者”。而从所教的内容来看，这些“共治者”注定只能承担一部分的社会职能，而绝不可能成为“士大夫”。
士大夫是什么人？是要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一个只接受了某一领域专才教育的专才，从读书到工作，只遵循既定的策略和程序，势必只能承担“小任”，而不可能纵览全局兼顾“天下之任”。
从现在新学的课程表中就能看出来，四书五经只节选了数篇，而诸子之学却悄然而起。往后百年，天下哪里来的士大夫？只有一块块满足于自己位置的“砖木”罢了。
这种大环境之下，吴甡看到的是自己三个儿子根本没有成为“砖木”的资格。他们都觉得如今进士无用，但好歹那是国家从亿万人中选出来的国学精英，放在翰林院里写写抄抄也是一块好“砖”。吴家三子连进士都考不上，学新学又无兴趣，该如何是好？
吴氏三兄弟被父亲这么一问，也都有些困惑，却没有紧迫感。他们已经被这个时代抛弃了，但儿子们却走上了新学的道路，有父祖的余荫，必然比别人强许多，吴家仍旧不会破败。
这在国变之前，的确可以这么认为，因为那时候的吴甡肯定会培养一批自己的门生弟子。这些门生与吴甡如同父子，则与吴家实为一家，绝对会照顾吴氏子孙。然而现在的情形是，吴甡根本不敢培养学生，谨而慎之地看中一个王璇，也是偷偷摸摸遮遮掩掩暗中助力。
官场风云变幻，日后若是王璇反目，不会有人对他进行任何责难——因为没人知道他是吴甡培养出来的。
这就是新时代啊！
吴甡见几个儿子木然如此，又是长叹一口气，道：“为父没几年便要致仕了，今上已经选中了蔡懋德，多半不会留我。你们几个没一个能在朝堂周转……”
“父亲，我等固然难以入阁为相，不过做个小官总是可以的吧。”长子忍不住出言道。
宰辅部堂之子照惯例可以授以尚宝司丞，位在六品，就是负责给文书盖印的官员。
实际上国家宝玺是交给女官掌管的，承旨盖印的是司礼监，中途转手交递的是尚宝监，尚宝司在盖印的时候也必须接受宦官的监督……后来宦官直接就将尚宝司跳过了，这个官职也就成了专门用来养功勋子弟的地方。
吴甡见儿子插嘴，啪地一声拍在座椅扶手上，道：“当个小官？你若知道陛下今日为何而来，老夫腆着老脸为你求官去！”
吴家长子瞬间蔫了，心中嘀咕：不就是皇帝在宫中闲得无聊了么？还能有什么？
吴甡不由叹了口气，缓和下来道：“为父对你们兄弟几个颇有放纵。”
在这个时代，吴甡的确是很溺爱孩子的了。照其他士大夫的习惯，儿子在家根本没有喘气的机会，做得好是应该的，做得不好就要竹鞭伺候，平日里“畜牲来畜牲去”，丝毫不觉得从遗传学上来说对自己很不利。他们相信，只有如此才能教育出忠孝两全的好儿子。
“以至于你们成不了大才。”吴甡自嘲一笑：“不过如今这天下，也不需要大才了，只需要勤勉之臣，奉公守纪便是。”
这便是阁老之中唯有才能不显的蔡懋德可以担当教育新一代阁辅的重任。否则孙传庭精于军阵、蒋德璟治河安民、周应期转运沟通、袁继咸明辨时事，论才干都要在蔡懋德之上。
“为了吴家将来不至于衰败，今日索性做个安排。”吴甡道：“你们听过之后，便要悄悄去做，绝对不可对外泄露半句！”
三个儿子顿时觉得头皮发麻，总觉得有些像是宣布遗嘱一般。
长子正要再劝，只见父亲抬手制止，道：“为父还能当政三、四年，余荫还能有个两三年，阳寿总有十几年，从现在开始安排，时间已经是很紧了。事关吴氏一族之运，尔等绝不可轻忽啊。”(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