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嗣昌率嫡系亲卫部队从襄阳北上南阳，沈树人、刘国能部各自从鲁阳退回信阳、随州，自然需要一些时日的行军。
大军调度，陆路日行不过六七十里，水路顺流倒是能有一百多里。
襄阳到南阳直线距离就有二百四十里，在经过新野、邓州时还要稍微绕一绕避开险要，大军走五天才能到也是正常的。加上杨嗣昌紧急开拔需要准备，实际上七天后才会到南阳。
刘国能走鲁阳回信阳，则有四百多里，而且他需要跟沈树人分道扬镳，走河南境内由汝水入淮河回信阳。
沈树人则是先回襄阳、再由襄阳顺汉水而下回随州，路程最远，好在全程的水路部分都是顺流而下。
所以按这个行程估计，四天之后，沈树人就会和杨嗣昌在襄阳以北的邓州一带路遇，然后错身而过，杨嗣昌继续北上南阳，沈树人继续南下回自己的防区。
四天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因为洛阳战区的紧急军情、以及前因后果罪责认定，都属于六百里加急的情报。所以这四天时间，已经足够杨嗣昌的快马信使，把请罪奏折送到京城崇祯面前了。
这也就意味着，沈树人从头到尾没有机会就杨阁老如何为这次藩王被杀的事儿分摊罪责而说上话。
这说不上好事，也说不上坏事。沈树人无法夹带私货，也避免了挑拨离间的嫌疑，但凭一片公心，由朝廷自行认定。
……
四天之后，杨嗣昌的请罪奏折，如期到了京城。
距离福王身死，已经是第七天了。
崇祯也从最开始的悲伤中渐渐恢复过来，辍朝三日的姿态也摆完了，例行朝会已经恢复如常四天了。
面对杨嗣昌的请罪，崇祯当然不会轻易饶恕，但理由还是得细看的。
毕竟就算要问罪，到底问哪些人、分别多大责任，还得依据杨嗣昌的分析、自辩。
崇祯铁青着脸看完，失望之中，还是找回了两三分欣慰。
毕竟大明还是有忠义之士的——刘国能、沈树人能者多劳，这段时间疲于奔命，刚灭贺锦贺一龙，又奔袭数百里想去救援洛阳和福王。
虽然最后没救到，可毕竟是光复了沿途汝宁府的好几个县、扫清了贺一龙死后留下的固守各地的残部。这就属于已经努力过了。
至于他们没走开封府地界、由东往西救援洛阳，那也只是因为开封府供给不上这支兵马的军粮，他们才不得不稍稍绕路，转为依托还在杨嗣昌控制中的南阳地区维持粮道、最后还在鲁阳与堵路的马守应激战了一场。
杨嗣昌写得很详细，还把沈树人与开封知府之间的求粮往还文书摘要都附上了。
最后，杨嗣昌诚恳地指出：刘国能之所以被从河南调开，罪魁祸首还是左良玉。当初两个月前随州战役爆发时，要不是左良玉近在与随州一江之隔的武昌、汉阳，却见死不救，哪里还需要把河南的刘国能调去抄贺一龙后路、玩围魏救赵？
而且左良玉不光两个月前不救随州，这次听说李自成进入洛阳盆地后，他北上的行动依然非常迟缓。
沈树人刘国能都在鲁阳跟马守应打了一仗了，左良玉还迟迟没有赶到！还一路说自己人马众多、粮草筹集困难！
崇祯这次是动了真怒了。对于左良玉这个卖队友又保存实力想当军阀的存在，崇祯这次一定要严惩。
可惜，他也知道左良玉的尾大不掉，不可以直接问斩——左良玉已经聚集起了十万之众，而且很多都不是在朝廷编制之内的，都靠左良玉祸害地方自筹粮饷。所以那部分编外部队只忠于左良玉一人，根本不忠于朝廷。
哪怕可以设计把左良玉本人诱杀，他那些编外的部队也有极大可能直接变成一股新的反叛势力，到时候整个湖广就彻底糜烂了。
这一点，哪怕崇祯没完全想明白，杨嗣昌在秘奏里也刻意提醒了。
悲愤之余，崇祯也只能选择分两步走，徐徐图之。
“王承恩，召翰林来草诏！削去左良玉平贼将军衔！褫夺其继续自行募兵讨贼的权限！勒令他离开武昌府、汉阳府北上，到南阳府驻扎，从此负责阻挡李自成南下！
再给杨嗣昌一道密诏，如果左良玉连褫夺将军号、褫夺征募新军之权都不肯接受，那就可以认定反行以明！任由杨嗣昌不择手段处置！”
崇祯想到的，是先借着朝廷还有权威，把左良玉的一部分权力徐徐削弱。
左良玉的部队，有任平贼将军后肆意扩招的私人武装部分，也有他在武昌府、汉阳府时控制的朝廷正规卫所军队。
左良玉的私人武装，没那么容易改弦更张，但好歹让左良玉挪挪地方，把武昌府、汉阳府的朝廷卫所，先收归到大明忠臣控制之下。
另外，勒令左良玉北上移镇南阳，肯定会先把南阳本地的朝廷旧军队调走，不让左良玉有机会控制新的朝廷军队。
这样，好歹能先让左良玉的根基被削弱、减少那么两三万人马，再逼着他顶到对付李自成的最前线。哪怕暂时逼不了左良玉出战，至少也有可能等到李自成主动南下打左良玉。
在如今的崇祯看来，如果左良玉和李自成能两败俱伤，那他就已经要烧高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