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城刚建好的时候，李卫公只有五十来岁。长安城黄澄澄的，四四方方，好像一块用玉米面蒸好的新鲜切糕，而李卫公精神抖擞，就像糕上面一粒蒸熟了的小枣儿。有一伙法国人远涉重洋而来，在长安城中间的十字路口上修起了一座大磨坊，出售法国式的面包和面点。这座磨坊是靠风力推动的，但是长安城里没有风，所以只好修了一座高入云霄的高塔到天上去找风。那些法国人每天早上三点就要起身往塔上爬，五点钟可以爬到工作岗位。李卫公每天起绝早到这里来，买一根新鲜的长棒面包，撅下一大截装在裤挡里，把剩下的吃掉做早点。这样在上班的时候他就显得雄赳赳气昂昂。人家问他为什么这样，他就说：给公家干活，为主上分忧时它总是这样。我们还要补充说，刚一打完仗，红拂就把他的铁棍扔掉了。所以他要用面包来壮大自己。除此之外，他还描眉画目涂红嘴唇，使用镜子的频率比红拂还要高，假如被红拂看见了，就用手指刮脸来羞他。当时正是大唐开国之初，无论君臣，都在拼命地抖擞精神，就像我们这里评定职称之前一样。假如人人都像卫公一样，就会比谁裤子里藏的面包大。幸亏不是人人都装神弄鬼，否则就太浪费粮食了。
我觉得我的毛病就是不会装神弄鬼，所以现在是这么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好不容易证出了费尔马定理，却不知怎么把它发表。当然，我可以把它叫做“李卫公定理”，发出去没什么问题，但是我已经不乐意这样干了，因为它是我证出来的，和卫公没什么关系。其次，我可以说是我证出来的，但我需要一个故事：我为什么要证它。要给自己编个故事，就必须不那么肉麻。假如说我是为国争光，在数学事业上拼搏，那就太过装神弄鬼了。满脑子崇高的思想，拿什么去想数学题？这就像卫公在战场上直挺挺一样不可能。这一条暂且不论。最后我还得说自己是怎么把它证出来的。这在早两年倒不成一个问题，因为必须说是读了某一条毛主席语录后，心胸豁然开朗，等等。实际上我证这个定理的动机是想自己露一手，并且是在小孙的肚皮上证出来的。但是这些情形都不能讲。最后只能求助于加州伯克利。相比之下，费尔马根本就没有证明这个定理，却名震四海。这完全是因为他会装神弄鬼。
现在该说说装神弄鬼是什么意思了。在我看来（再说一遍，是在我看来），这世界上最重要的定理是这样的：凡以两足直立行走，会使用一种语言的，都是人类，不管他是黄白黑；反正饿了就想吃，困了就想睡以前硬，以后软。还有一系列重要特征，比方说听报告就犯困，贫困时就会想入非非等等。这些都是不能改变的，谁要说他不是这样的，就是装神弄鬼。由此派生出第二个重要定理：就是自打有了人类，就有人装神弄鬼。当然了，一开始是想占点便宜，但是后来没便宜也要装，这就叫人百思不得其解。但是我这个定理不能把虬髯公包括在内，因为他是有史以来最难猜的东西。
李卫公实际上设计了三个长安，但是人们看到的只有一个。他不但设计了城市，还有和城市有关的一切东西。在第一个长安（风力长安）没有城墙，因为城墙挡风。为了防御，每一座高塔都修得十分坚固，可以住上千的人。那里的人都穿白色的紧袖衣，白色的灯笼裤，头上的无檐帽有黑色的飘带，时时刻刻提醒每个人风从哪里吹来。这些人驾驶着风帆，从所有的地方运来必需的物资，修理索具和风车，使用六分仪和航海时计，必要的聪明实在是必不可少。为了头脑的需要，就得多吃鱼，而且必须吃好鱼，比方说金枪鱼、马林鱼之类。这些鱼可不像我们现在吃的带鱼、橡皮鱼那样好捞，只有驾了大船到远海才能钓到。这样我们就要变成一个航海民族了，每个人都是黑黝黝的，我们的都城也会沉浸在大海的腥味里。一个航海民族的兴衰取决于头脑聪明，技艺高超，所以不会有这么多的人。在我国首都的石头墙上，一年四季都渗入了大海的蓝光。我对此毫无意见，因为我精通球面三角，在那里不当船长也得当大副。
在第二个长安里也没有城墙，因为要让水流通过，所以用巨木为栅栏，整个城市淹没在一片绿荫中――到处都是参天巨树或者是连片的绿竹，因为没有木头竹子简直就不能活。除此之外，还特别潮湿，连皮大树的旋转水槽下面，木板墙上，到处长满了青苔，林下也长满了草。那里的人都穿黑皮衣服，衣襟到衣襟还有半尺宽，中间用皮条系住，以便露出黪黪黑毛。不管是砍树，还是扛木头，都得有把子力气才好。所以人都是一米九高矮，百公斤左右的大汉。像这样的人必需吃肉，所以我们就变成一个吃肉民族了。一个吃肉民族不会有很多的人，因为必须留有放牧畜群的地方，藏有野味的树林，不能哪儿都是人。这样我们的首都就会是一些崎岖之地，在树荫的狭缝里有一些零星的天空，而且不分晴雨，头顶上老落水滴――树林子里总是这样的。我对此也是毫无意见，虽然我身体瘦弱，人家准叫我去牧牛或牧猪，但是我喜欢动物，不管是哪一种。甚至见了眼镜蛇和老鼠，都不愿把它们打死。只有人力长安对我不合适：像我这样失魂落魄，想入非非，一定常被捉到衙门里去，这样我既不是船长大副，又不是牧人，而成了个挨打的屁股。但是像到哪个长安去这样的事必须由头头们拿主意，我们说了都不算。
李卫公在世的时候，长安城气派非常。这不是说长安城里都是石头砌成的高楼大厦，门前有青翠的草坪和喷泉，而是恰恰相反――长安城里见不到一片石头，一棵活着的草，一股流动的水。所有的房子都用砖瓦木料，并且全是一层的。那时在长安路上骑马的人都带一包土，假如自己的马在大街上撤了尿，就要马上下来，把流动的尿用土盖住。更没人敢当街倒脏水。长安的房子很矮，但是街道很宽。地上没有草，但是每一寸地面无不印着条帚的痕迹。在街上走的人自动追上前面的人，或者放慢了脚步等待后面的入，以便结成队伍，迈开齐步走的步伐。但是一旦跟上了队就不好意思从队伍里离开，所以原准备到隔壁看看邻居，就可能被裹着走遍了全城，直到晚上才精疲力尽的回家，把看邻居的事也忘了。那时候的外国人到了长安，看到大街上尘土飞扬大队人马在行进，常常惊讶得张大了嘴巴再也闭不上。不过长安刚刚建好时，里面的居民有三分之二是退伍老兵，擅长队列科目，对于齐步、正步、向左向右转等等，都是无比熟练。而别的人想要迁到城里来住，也要经过三个月的队列训练。这一点外国人并不知道，只以为是水土的关系。他们对自己的懒散很惭愧，放而拼命喝长安城里又咸又涩、带有轻微尿味的井水，不喝优待外国人的矿泉水；并且到了饭馆里就说：把你们吃的东西给我来一份！这样做的效果不显著，就去买来嫩核桃把自己染黄，动手术把双眼皮缝上，装出单眼皮的模样。虬髯公派来的大批的遣唐使，还未来得及学习大唐的制度，看了这种景象，就跑回去赞不绝口，说咱们永远赶不上――除非从现在开始不吃鱼，光吃小米饭。但是扶桑这个地方不吃鱼就要闹粮荒，而且谷子不耐涝，那个地方雨水又特别多，所以就没有完全照卫公的法子办，只是采用了他发明的礼节。光这一条就够他们受的了。
我们知道长安城里有一座钟楼一座鼓楼，钟楼里有一个老兵在绕钟走动，每走一圈是一分钟，走满六十圈就击钟一次。长安建城之初，这座钟非常之准，简直不下于英国的大笨钟。过了一些年，这个兵脚上长了鸡眼，这座钟就慢了下来，逐渐慢到了每天慢两个小时的程度，长安城里开始日月颠倒。又过了些年，这个兵又得了痛风病，这座钟就达到了每天慢二十四小时的程度，于是长安城里就出现了两种时间，公家时间和太阳时间。按公家时间一小时行人可以走二十里，按太阳时间则减半。按公家时间每天太阳升起两次，按太阳时间也减半。你在长安城里问一个半老徐娘年纪，她说二十岁，实际是二十公岁。你去问位老人家高寿，他说七十岁，那就是太阳岁了。这样就增加了计时的复杂性。等到那座钟楼一天慢七十二个小时，公家时间就被废掉了。那时候该老兵已经中风患了半身不遂，还在挣扎着绕钟行走。好在他已经没有击钟的力量，敲出的声音只在钟楼里才能听见了。
而那座鼓楼的故事是这样：楼里有个大鼓，由鼓手在上面击出鼓点来，让全城的人踩着它行进。这种工作十分累，要用一大群健壮的人以便轮换；而且它又非常枯燥，所以有些鼓手后来就精神崩溃了，不顾一切地在鼓上击出些花点，让全城的人不走正步，而是扭秧歌或跳着迪斯科。干完了这样的坏事，他就说：要杀要剐随便罢。因为这个缘故，后来击鼓的制度就被废除了。好在那些老兵也都到了风烛残年，也觉得走正步太累，也没有提出意见。长安建城之初，假如有人在路上拣到了铜钱，就把它交给头头，头头们再设法交还给丢钱的人。令人遗憾的是虽然人人拾金不昧，但是铜钱的总数也不会增多，大伙还是那么穷。既然是那么的穷，所以丢钱的事也很少发生。后来头头们又规定，一枚铜钱经过了一次拾金不昧，就在上面打一个钢印，可以当两枚花。这使大伙在路上故意抛撤铜钱，长安市上的钱很快都打满了钢印，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不管打不打钢印，铜钱是一文不值了。长安城里拾金不昧的好事总数却直线上升。但是后来大家发现没有了铜钱很不方便，就把这项制度也废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