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二年的新年很快就过去了，盘点上一年度的成败得广宇必须要做的功课。虽然维新元年的年末时分发生了武昌变乱，酿造了一定的损失，但从这一年整体施政经历来看，朝廷大有建树。
一年来，朝廷接连摧毁了三个贪污集团，不但查获了大量的账银，更拿下了大批贪官污吏。这种为宣示刷新吏治而动真格的做法让对腐败怨恨不已的民意和舆论适时找到了出气口，民心方面隐然大有振作，巩固了林广宇执政的基础，亦让人见识了皇帝的手段和魄力。
宪政方面，随着帝国宪政党的成立和各省议局的陆续召开，宪政已经成为朝廷政治生活的常态，而过渡内阁的设立则愈发验证了这种常态是真诚的而非虚伪的，是前进的而非倒退的，舆论和民众不是傻子，他们可以清晰地从内阁成员名单中看出朝廷施政的用意，光是平常时期“皇族和军人不得为相”这一条，便让很多人看好九年立宪的前景。
新政方面，通过两开的购并、招商局的整顿、汉冶萍公司的扩充和调整，整个新政呈现一种蓬勃向上的生机，影响十分深远，更要紧的是，林广宇的一系列做法让民众相信朝廷鼓励商办、鼓励发展民族实业的努力是真诚的，尤其是引进德国的技术、资金、人才、机器等要素后，民间愈发觉得有大干一场的冲动，由于产业政策千头万绪，在实际推行过程中。政策或许会有所变形、走样。但基于对事务复杂性的理解，宽容地舆论依然为之叫好——洋务运动三十年都没能搞好地东西，确实不能奢望在一夕间便可得到扭转。
而且即便是武昌变乱的事情。朝廷依然得分不少。这场变乱给民众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但林广宇经过周密部署，最终依靠了禁卫军将这股历次以来风波最大、涉及革命党最多、局势最为危急地革命打压了下去，不但显示了朝廷武力的强悍，更表明了中央对于地方政权的掌控力度。
在举事过程中，经过《帝国日报》连篇累牍的宣传。远距离革命家的名声再一次为舆论所提起，起码在他们看来，湖北新军的闹事完全是因为少数革命党煽动地结果，而革命党煽动新军开始闹革命时，自己却脚底抹油溜了——组织武装叛乱的几个重要头目一个也不曾落入法网。
另外，在善后过程中，朝廷动用了大量银钱，采用给丧葬费、帮助新建新房、准予豁免今后几年赋税等形式抚恤民间。破天荒第一次对民间进行了抚恤，明确表达了民众是国家重要组成部分的意见，虽然善后的银子还是在湖北方面那500两银子里开支，但起码彰显了朝廷的名声和大义。对锡良这样一个新上任的总督而言，在湖北进行各项工作也顺利了许多。
原本对革命还心驰神往的部分青年在目睹武昌城几乎毁于战火的现实后。产生了种种疑问——以如此巨大地代价搞革命，后果不能保证，秩序却已然全部破坏，果真是民心所向？至少，武昌城的无辜平民不会如此认为，平素巡防营军纪再败坏，腐败官僚再甚，也不会有如此家破人亡的局面。
正是由于在这三层主要工作方面取得了卓越地位，朝廷威信离开了自辛后一直向下的下降通道而开始走出了出来，形成了一个显著地上升过程。通过对直隶、湖北、江苏各省主要官员的调整，朝廷对于地方地掌控力也有所增强，两江和闽浙总督的废除，已经说明了今后官制改良的方向，亦昭示了朝廷继续革新的决心。
现在既然民心可用，那么进行维新二年的施政当有事半功倍的效果。维新二年排列的事情同样满满当当，包括召开议会，选举责任内阁，修改钦定宪法，改良地方官制，发展实业等诸多方面，而其头一样大事便是新年后即将举行的高等文官考试。
这场考试的举行，被舆论视为不是科举的科举，引起了各方高度关注，亦同样是一桩显著而牵动人心的改良举措。4前，学部曾专门制订了归国留学生考试章程8，其要旨是每年举行一次归国留学生考试。考试共分两场，第一场在学务处按学科门类考试，算是初选；第二场在保和
史命题，“观其学识，以宗旨纯正，文笔明畅为合格试。考试结果分一二三等，即最优、优、中等-，士、举人、拔贡等出身，再行分配官职。
但是，这套体制存在着两个较大的弊病。第一，国内的学子无法参加，很多寒门学子，其实在国内各处新学学堂已经掌握了扎实的基础知识，只是因为囊中羞涩而无法留学深造，亦被隔绝于宦途之外，而有钱人家的子弟却能够大洒金钱去外国镀金，特别是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着实良莠不齐；第二，分配的官职不尽合理。第一次归国留学生考试考中的学生，分别被分配了翰林院检讨、内阁中书、知县等官职，较之他们在国外学习的专业，其官职分配并不合理，纯粹是用就有科举的模式来硬套新学的人才，可谓牛头不对马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