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的阳光正透过落地玻璃洒在东交民巷的英国公使馆淡的哈瓦那雪茄味在空气中弥漫，然后在日光的照耀下化为袅袅青烟腾空而起，接着，又是下一股……
从早晨到现在，朱尔典矗立在窗前已经整整一个小时了，整个神态看似惬意和随和，实际上却充满了紧张，光端详他的右手是看不出名堂来的，因为那夹着雪茄，只有将目光转移到左手，才会发觉这只手的手心正死死地攥着一张电报纸。
电报署名很显赫，是大英帝国外交大臣格雷爵士拍来的，而其内容，虽不过寥寥数行，却让朱尔典有触目惊心的感受——“先中德友好协定，再中德海军协定，最后是中德双皇债券，短短两月，德国外交在中国打开了巨大缺口，大英帝国在华影响力岌岌可危……”
没有一句指责，没有半句埋怨，但作为大不列颠在华的最高外交长官，朱尔典很清楚自己的责任和目标，这是一种让人压抑，让人窒息，让人很难喘过气来的郁闷，仿佛是用辫子在抽打着他。看似平静的局面下蕴藏着随时可能爆发的危机与冲突，谁又能知道仅仅2多月就会有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想归想，他始终没有感觉到任何委屈或者冤枉，因为他明白在对形势误判和外交走向进行分析的问题上他是该负很大责任的。在中国皇帝重新执掌最高权力后，他曾经写过一份专题报告并向外交部做了汇报，意即虽然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发生变动。但其所执行的外交路线绝不会有改弦易辙地可能。顶多是个别小修小补罢了。
专题汇报不到半年，墨迹尚未干透之际，形势已发生如此翻天覆地地变化。他知道自己的声名和分析该成为伦敦外交圈里的笑柄了。格雷爵士是一贯力挺自己地，现在发来这样的电报也足见他所承担的压力。
究竟是哪里出了错？
这个老大帝国不是一贯号称决策慢、效率低、扯皮久么？怎么在这件事上的应对速度却胜过许多欧洲国家？如果前后对比该国政府以往的种种，直令人有天壤之别的反差。朱尔典眉头紧皱，已经抽掉两颗雪茄了，还没有找到令人满意地答案。
脑海里隐然有一种思绪，他觉得自己仿佛抓住了。又仿佛根本就没有认清到底是什么。游走在虚幻与真实之间的感受虽然令人沉醉，却不能令人感到踏实。
十二国公使联合吊后，他隐隐约约有种判断，认为这个老大帝国的统治方式和执政能力正在悄悄起变化，虽然并不显着，但潜移默化之中蕴藏着惊人的力量和令人意料不到的突变。原本还打算先远观一阵子再下断语的，没想到突然发生的事态就超过了自己的预计。
他有些后悔——早在中美关系提升为大使之后就该对此加以警惕和严加提防，但出于老牌帝国地傲慢和对中国问题惯有的居高临下。让他失去了那种敏锐与无懈可击。惯于使用秘密外交手段的朱尔典，居然被林广宇派出去的两个代表团用秘密外交手段狠狠撞了一下腰，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
他同样有些沮丧地想到事发之后情形——他不是没有去外务部抗议，但管部大臣奕匡和那桐却一脸阴沉地答复他。他们和他一样，也是从公告和报纸上得知消息地。
中德玩起了越顶外交？这个始终冲在最前面的帝国主义侵华旗手。始终以老资格面目示人地职业外交官突然悲哀地发现，几乎找不到可以打听消息的有效渠道——袁世凯不明不白地去世，原本外务部内浓郁的亲英气氛已黯淡了很多，梁敦彦是亲美的，朱尔典知道，他原本还想继续在奕匡和那桐上下功夫，暮然回首，居然错的这么厉害。
其实，这半年来他并不是躺着睡大觉，他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袁世凯的非正常死亡和中国政府高层之间勾心斗角与你争我夺上面了，对一个国家的内政陷入过深，反过来却影响了对外交走向的判读和预见——这才真是要命！
如何应对与补救呢？
“咚咚咚”连续三声敲门声将他从沉思边缘拉了回来。
“请进。”
“阁下……”使馆三秘克里斯托弗推门进来，毕恭毕敬地说道，“日本公
院先生刚刚打来电话，希望能前来拜访您。”
朱尔典本来正奇怪为什么对方不直接打电话给自己，转念一想便释然——今天交代了要冷静思考，不方便接电话，想必日方便把电话打到下面去了，难怪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