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楚国的卿伍举（名臣伍奢的父亲、伍子胥的爷爷）出逃，现在正在我郑国，你是否去见一见……”
子展对子产的眼光非常认可，他想让子产鉴定一下伍举的才能，但正在此时，楚国也正在谈论伍举的事情——这一年，楚国令尹薳子冯去世，子木继任，屈荡（屈原先祖）为莫敖，蒍掩（薳子冯之子）为司马。
在楚国群臣之中，子木还算是一个讲究信义的君子，也颇有才干。《国语》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子木的父亲屈道最喜欢吃菱角，临死前嘱咐宗老（大管家）：将来一定要用菱角祭祀我！不料子木当家之后，命人将祭祀的菱角撤去，理由是：按照祭法规定，祭祀国君用牛，祭祀卿大夫用羊，祭祀士人用小猪和犬，平民用煎鱼——不能因为父亲的个人爱好就违反礼仪的规定。
子木执政之初，处理了舒鸠（位于现在安徽省舒城县的一个东夷小国）叛乱之后，在与吴国交手的间隙，子木就抓紧着手整顿出国内政——在赵武开始制定各项世俗法的时候，楚国也开始走向成文法的文明阶段。
10月，子木派司马蒍掩负责征收赋税，清点国家军备。10月18日（甲午），又命蒍掩考察汇总国家田地、山林资源的状况、度量山林的出材，汇集水泽的物产，考察高地、山陵，标示盐碱地的范围，计算易涝的低地面积，规划水库建设，划分杂边地的归属，将沼泽地用来放牧，在平坦肥沃地实行井田制……
采取上述一系列措施时，子木显然是在反思与晋国争霸失败的教训、深思熟虑的之后的行动。
子木不会忘记，在晋悼公与楚共王争霸进入到白热化的当口，晋国人实施了集中一切力量的战时经济政策，耗得楚国国力难以维持，无力针锋相对。而楚国虽然是当时天下第一大国，灭国最多，疆域最阔，但由于制度相对落后，国家管理历来采取粗旷政策，力量反而显得不足。
子木在楚国推行集约化的精打细算的管理政策，也是着眼于整体国力的有效集中，这一改革，无疑是看准了先前楚国政治的要害，其实际意义是绝对不可低估的——连《左传》的作者也对此加了个两字评语：礼也。
子木做了这些还觉得不够，他更深层次的开始思索晋楚两国的文明差距：这时的楚人，并不知道赵武也开始在晋国制定各项成文法，但几乎与赵武做了同样的事情，他们开始细致的分配官员的权限与职责，对国家进行量化管理。
这个时代可谓是春秋时最辉煌的时代，各个国家的政坛上，活跃的全是名传千古的风流人物，他们的思想最终奠定了华夏文明的基本内核，而之后的华夏文明，只是比较他们的政治成就，一步步的倒退而已——因为他们开始进入“愚民时代”。
在这些灿若星河的名臣当中，楚国的子木，郑国的子产，宋国的向戎、子罕，鲁国的叔孙豹等三桓，齐国的晏婴……这些人一一都在春秋时代留下了浓墨重彩……但唯独赵武，无论在真实的历史中还是现在赵武所在的时空，他都是一个刻意被隐藏起来的人，他带领晋国所进行的一切变革，都被人用重重迷雾遮挡起来，同时期所有记述历史的人，只简略的称赞他“仁”、“文”，但对他具体做了什么事，则个个做出一副神秘姿态，打死也不说。
楚国的令尹子木思考的时候，当时的史学家用浓墨重彩记述下他的思考——他询问来访问的蔡国大臣、贤人声子：“咱们楚国不缺乏国土，更是向来不缺乏才俊。但为什么我现在想变革，手头总感觉到缺乏人才使用？”
声子回答：“我听说种什么树结什么果，如果你看到了一棵树上结的果子不合你心意，或者出乎你的意料，你不应该问它为什么结这个果，而应该问：你当初栽下的是什么树？”
子木想了想，悠然神往的问：“我当初栽下的是什么树？……我想问的是：晋国的卿比楚国的卿好在哪里？为什么我总觉得手头缺少合适的人才，而晋国无论怎了一抓，人才都一大把一大把？”
子木是令尹，所以他必须继承前任给他留下的摊子。按封建时代一贯的负责任看法：楚国前任令尹留下的错误也是楚国的错误，而楚国的错误必须由他这位现任令尹担当，所以他才问：“我当初种下的是什么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