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英明。”大家又纷纷道。
妈的说的跟真的似的。赵祯对这群人很无语。根本不用问，陈执中只会谈蟋蟀讲樊楼，梁适这棒槌什么业务都不懂就会甩锅，一有事他就说这是因为“前任”。
文彦博似乎有两把刷子，然而他几乎每句话都在指导皇帝应该如何如何，这就是俗称的教皇帝做人。
至于那个包拯，他就会找人的毛病说人家是坏人。
其他那些则是酱油众，上述几个大脑壳谁的声音最大，那些人就开始引经据典的帮谁说话。他们学富五车，能引用出许多闻所未闻的野史来。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思考着，赵祯道：“王安石，此番舒州事件你有何看法？”
王安石出列道：“回陛下话，臣没有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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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你嚣张了。”
“推卸责任敷衍陛下，王安石你敢不敢更嚣张些？”
“有小道传言，此番乃是你儿子闯的祸，他吃相难看导致了活力资本群体反弹，引发的祸事。”
就此一来，朝上又开始议论纷纷。
王安石想了一下道：“也许吧，但现在没有定论，只有一封简单的军报而没有细节。”
文彦博道：“王安石，先不谈你儿子王雱于此番局面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我先问你，舒州暴乱前你与张方平合议，解除了司马光的禁军指挥权是什么意思？”
王安石道，“意思是：和张方平合议后，根据淮西的形势，我得出了需要解除司马光军事指挥权的结论来。”
“你……”文彦博又道：“结合其他关于你儿子的传言，舒州乱起来，它真和你限制司马光的军事权没关系吗？”
王安石想了想道：“舒州乱起来，是因为舒州往前的执政路线，导致积累了足够多的动乱能量，不是因为我限制司马光的军事权。”
梁适的机会来了，及时的道：“王签事啊，做这么大的军事决定，你甚至不和本堂商议？”
王安石道：“没和明府商议，是因为我在路上无法商议。私下做出了决定，是因为我的职务允许我做这个决定，不是因为我不尊敬您。若您认为不妥，事后自是可以否决我的决定、再恢复司马光指挥权的，只是您什么也没做而已。”
梁适一阵尴尬，又岔开道：“不忙说这些，现在舒州真的乱起来了，本堂倒是不想捕风捉影的谈你那儿子，也不想质疑你做这个决定的心思。但因你这个决定，导致司马光现在没有军权，无法有效平乱舒州，若由此而导致伤害持续扩大，你王安石真的没有责任吗？”
王安石道：“若如此我当然有责任，但这就是执政的风险。既然做事了，总存在做错的可能。我大宋崇尚自由，庞太师时期崇尚司法宽松，要求宁可错放一千也不能错判一个。这思路我不评价。但由此放纵了奸犯科者带坏民风和民生，这就是宽政付出的代价。”
“反呢，如商鞅执法从严从重，能竖立民风民生，但会有错杀和冤案，这是严政的代价。在我眼里，这里没有谁高谁低的说法，都需要付出代价，代价也恰好都是民众被伤害。所以除非不做事，只要做事都有代价都有风险。”
“然而在其位谋其政，不同的国情环境和时机，需要有不同的执政路数。综合来讲，解除司马光军事指挥权一事，我王安石是‘在其位而谋其政’，我当然有放错的可能但当时的环境和形势，让我有理由要解除他指挥权。至于我是否错了，那要看舒州的暴乱持续到什么时候，还要看没能及时平乱是否真是因我解除司马光指挥权，才能最终定论。”
公布结果前让他们相互抬杠一下，乃是赵祯已经掌控内幕消息后的YY心思，乐呵一下。却是不想，由此引发出了王安石这引人思考的论述来，于是赵祯都半张着嘴巴。
以往的王安石虽有才，但是还年轻，赵祯都没来得及关注他的“思想理论”，现在显然，这是王安石第一次在高级别场合拉仇恨，却也算是以一代思想家身份初露锋芒了。
就此一来，这里的都是学问人，都开始思考王安石的话。
文彦博作为庆历老臣相对熟悉这个路数，所以思维最快，于是皱眉了。在文彦博看来，王安石的发言某些地方神似范仲淹，而这些东西也正是当时庆历党内部的分歧所在。
真正的区别在于，严政和宽政风格都是有风险有代价的，且代价惊人的统一即：弱者受到伤害。
不同的在于“责任人”。
若是官员主动谋政，存在把良民错判的可能，那么这里的凶手是官员。老百姓和上级可以找得到责任人。
若是官员依据法条不谋政，存在把凶手错放的可能，放出去后凶手会再次残害良民。那么这个事件里官员没错，错的是凶手和恐怖份子。
两种都有风险都有代价，前者需要官员负责任担负风险、主动出击。而后者官员没责任。于是在王安石看来，这就是大宋现状的形成始因。
这个道理文彦博当然懂，但文彦博的信仰是“官”，不喜欢官员背锅。
范仲淹的理念是“先天下之忧而忧”，那自然包括但不限于“既然都有代价官府不背锅谁背锅、官员有权利就有责任”的意思。
于是这就是文彦博不同意“严政”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