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回想一下大明之所以走到眼下山穷水尽的地步，朱由检认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建奴身上，自从野猪皮努尔哈赤在辽东起兵造反之后，大明的财政便开始陷入到了困境之中，从天启年间开始，大明的财政收入便主要倾斜到了关外对付建奴的事情上，以至于国内灾荒连连，却无力赈济，还迫于北方的局势，不断的加饷加赋，最终搞得天下狼烟四起，变民到处揭竿而起。
所以眼下虽然大明覆灭在即，朱由检还是暗下决心，要守住山海关一带，不能再让建奴南下了，面对着这样的局面，朱由检在这个时刻，选择了将手中还能调动的主要兵力投入到了关宁战场上去。
为此他还将总兵官唐通招入京城之中，亲自提点了一番，对唐通给予了厚望，希望唐通能在这个时候发挥关键的作用，将洪承畴救回山海关，同时也召见了即将离京赴任的吴襄，希望他能守住山海关一线，不能再放建奴大军入关。
唐通和吴襄开始都很感动，一个个拍胸脯保证不会辜负圣望，一定要挡住建奴入关，之后出京各自率部朝着山海关行去。
大批官军在杨国柱和唐通的率领下，开始离开京畿之地，奔赴了宁远城，顿时使得京畿之地更加兵力空虚了许多，为了防范刑天军左路军从居庸关叩关入犯京城，无奈之下的朱由检只得下旨令现任的兵部尚书傅宗龙率部返回京师，镇守京师一带，并且派出了大将周遇吉去坐镇居庸关，抵御刑天军的攻势。
于是整个大明最后可用的兵力，都开始朝着京畿一带汇聚，没几天时间，在刁正的统领之下，大中朝中路军便势如破竹的拿下了广平府，兵锋直指真定府。
整个中国北方三股势力就此在明崇祯十四年、大中天元元年、清国崇德六年间，展开了一场有关三方生死存亡的大对决。
这场对决的主角其实只能说是建奴和大中两方面，至于貌似正统的大明王朝，在这场对决之中，已经彻底的沦为了从属地位，已经不能称呼其为主角了。
大中朝的北伐起兵稍晚于建奴军几天时间，但是对肖天健来说，大中这边所面临的局势，却要比建奴方面稍好一些，毕竟到这个时候，大明最后一支有一定战斗力的军队，主要都集中在了关宁一带，至于关内各地留守的官军，却基本上都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了。
三月十七肖天健领兵出淮安府之后，沿着大运河便开始一路北上，沿途不断的攻击尚没有投降的官府城池，在肖天健强大的右路军兵锋面前，各地方官府守军，根本就没有任何与之相抗的兵马，于是在肖天健的督帅之下，沿途州府县城可以说是如同摧枯拉朽一般的纷纷被大中朝右路军攻破，更多地方官军和官吏，则直接在大中右路军兵锋所指之下，纷纷主动投降，归顺了大中朝。
所以右路军沿着大运河一带的攻势非常顺利，一个月的时间不到，他们便在肖天健的统御之下，从淮安府一直攻到了临清城下，沿途所经清江、徐州、济宁、东昌府等运河沿线的重镇要么直接投降，要么便在右路军大军兵锋之下，迅速的被攻破。
为了阻止肖天健的大军沿着运河北上，官府也想了一些办法，比如说破坏沿途的船闸、在运河之中沉船堵塞运河，但是这些举措对于肖天健的右路军来说，收效甚微，在军事力量上，各地官府根本无法和右路军相抗，每每遇上官府试图阻塞运河，肖天健往往振臂一呼，便有无数百姓应声而来，帮着大中军队疏浚河道，修复破坏掉的水闸船闸之物，再加上此行军中有精锐工兵营随行，这些工兵部队则承担下了大量的修复工程，使得官府方面做出的努力，往往起不到足够好的效用，右路军如同一把利刃一般，继续朝着北方势如破竹一般的进展着。
天元元年二十二，徐州知州开城献降，三月二十九济宁城被右路军攻破，守城知州被杀，四月初六东昌府被破，四月初七，刘耀本从东昌府分兵直扑济南府，三日时间，济南府宣告投降，一天后泰安州也宣布投降，四月十七日，刚好就是大中朝北伐满一个月的时间，肖天健便率军出现在了临清城下。
而负责镇守山东的山东都督总兵官刘泽清在这一个月时间里，根本就没有起到半点作用，他领麾下两万官军，是一退再退，接连放弃多座城池，比肖天健麾下的右路军要快两倍的时间，先是从泰安州奔入济南府，接着放弃济南府又逃往了滨州，可以说一仗都没有跟右路军打，便在四月中旬逃到了滨州，开始在滨州喘息了起来，他麾下的两万官军，在这一个月的奔逃之中，逃卒甚多，等他跑到滨州的时候，两万官军逃得仅剩下了四千人还弱，根本上彻底的失去了和大中国防军相对抗的实力，成为了一支惊慌失措的军队，充其量称其为匪兵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