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各路诸侯接受周天子的分封时，
稳定的封建秩序和广泛的统一战线
便都建立起来了。
一箭三雕，这是一种智慧。
山雨已来
周公从东方战区回来了。
他很疲惫。胜利了的周公忧心忡忡，满脸倦容，一肚子心思。迎接他的，也不是鲜花，而是挑战。
局势确实严重。
周公清楚地记得，三年前，叛乱的武庚、三叔和东夷何等地嚣张，反对的力量又何等地强大。那些周族内部的反对派，居然罔顾占卜的神示，公开跳出来大唱反调，企图阻止平叛和东征。自己的亲兄弟管叔和蔡叔则在京城四处散布谣言，说周公“将不利于孺子（成王）”，不可不防云云。
这可真是内外交困。幸亏后来召公站在了自己一边，成王也消除了猜疑，还亲临前线劳军。否则，里外不是人的周公真会成为别人盘子里的三明治。
战争也进行得十分惨烈，甚至导致了当地大批象群的迁徙。因为东征部队必须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才能深入不毛与敌交手，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
于是，在班师回朝的路上，将士们这样唱道——
用坏了我们的手斧，
累坏了我们的工兵。
周公率师东征，
叛乱得以扫平。
我们这些苦命的人啊，
但愿从此得到安宁。[1]
周公，能给天下带来和平吗？
能，但先要反思。周公一定想过：敌对势力为什么那样强大？破坏分子为什么那样繁多？新世界为什么这样不素净？新政权又为什么这样不安宁？
说到底，还是人心不服。
不服也不奇怪。“小邦周”要取代“大邑商”，原本就不是一场战争能够搞掂的。何况“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延续了六百年之久的殷商并不是纸老虎，残余力量的伺机反扑和妄图复辟势在必然，没有才不正常。
奇怪的是东夷。
所谓东夷，就是生活在今天辽宁、河北、山东和江苏北部沿海地区的氏族、部落和部落国家。他们跟西羌一样，原本也是被殷商欺压的。因为受欺压，东夷屡屡反抗。武王伐纣前，他们还跟商人血战，周人才得以乘虚而入。
这样看，东夷应该像西羌的姜族一样，与姬周同心同德同仇敌忾才是，至少也可以像牧野之战时那样袖手旁观，为什么要掺和到叛乱里来呢？管叔、蔡叔、霍叔的反目就更不可思议，他们可是亲兄弟、自家人。
原因是多方面的。
比如东夷的反抗，原因就很复杂。东夷也叫“鸟夷”。他们跟殷商一样，都是东方的民族，也都以鸟为图腾，文化上是相通的。因此，东夷与殷商，只有利害冲突，没有文化冲突。与姬周，则不但有利害冲突，还可能有文化冲突。
再说他们也“不服周”。是啊，凭什么灭商的是你们姬周，不是我们东夷？因此，他们很可能会像后来秦灭六国时的楚人，一肚子的不服气。何况周革殷命，他们也没得到好处。现在殷顽叛乱，周人内乱，岂不正好渔翁得利？
利益，是关键的关键。
事实上，反对周公的三股力量，都未尝没有利益的驱动。殷人，是要夺回失去的江山；东夷，是要趁机捞他一把；管叔，则是不满周公的大权独揽。按照“兄终弟及”的殷商传统，摄政称王的应该是他，因为武王姬发是老二，周公姬旦是老四，而管叔姬鲜是老三。周公摄政，凭什么？
其实，武庚、三叔和东夷只是出头的椽子。不动声色心里嘀咕的，恐怕不在少数。看热闹、看笑话、看风向，蛇一样蛰伏着，窥测时机准备出手的，恐怕也不在少数。对付这些人，唱道德高调是没有用的，一味地武力镇压也不是办法。在这山雨已来之时，需要的是政治智慧。
周公，有这个智慧吗？
有。他只用一个办法，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而且还创造了一种新的制度。
这个办法，就是分封诸侯。
一箭三雕
分封诸侯，是周初的一件大事。
所谓分封，包括分和封。分的是殷商地盘，封的是自家兄弟。换句话说，就是把殷商的土地和人民，封给姬周的嫡系部队和同盟军。这当然首先是为了对付殷商的残余势力。要知道，那些家伙人还在，心不死，既不能不防，又不能大开杀戒。毕竟，屠杀是最愚蠢的，既不符合“以人为本”的原则，也会激起更多的民变和叛乱。
可行的办法是分化瓦解，让他们成不了气候，也抱不成团。试想，一架飞机如果大卸八块，发动机、驾驶舱、起落架、机翼和尾翼都放在不同地方，它还飞得起来吗？
周公便正是这样想的。
他也正是这样做的。
殷商的“发动机”被放到了洛阳，也就是成周。从殷都朝歌（今河南淇县）迁徙到这里的，主要是殷商的王族和为王室服务的士人。由于这里是周的东都，因此等于被安排在周的眼皮底下。商王的嫡系部队也被改编为所谓“殷八师”，成为成周的卫戍部队，等于是周人的看门狗。
他们的“驾驶舱”则被放在了殷的旧都商丘，周人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这就是前面说过的宋国。这一拨人，当然也是从朝歌迁徙过去的。但殷商的贵族迁到洛阳和商丘以后，周公并没有把朝歌变成空城，而是给了自己年轻的弟弟康叔姬封，建立了卫国。康叔不但得到了朝歌，还分到了殷商的七个部族，基本上都是技术人才，包括制陶、造旗、编篱笆、铸铁锅的专业户，分别叫陶氏、施氏等等。这就等于把殷商的“起落架”捏在手里了。
这可真是全国一盘棋。
分到了殷商部族的还有周公之子伯禽、成王之弟唐叔姬虞、召公之子姬克。伯禽分到六族，叔虞分到九族（这事有文献记载）。姬克也分到六族，但不全是殷商遗民（这事有文物证明）。三位新君也都带着这些族民远走他乡，去建设新的国家。伯禽的国号叫鲁，在今天的山东；叔虞的叫唐（后来叫晋），在今天的山西；姬克的叫燕，在今天的北京。
周公这一招相当厉害。
事实上，殷商的国族，原本由四种关系组成：血缘、地缘、行业、国家。血缘组织为族，地缘组织为邑，行业组织为氏，国家组织为姓。说白了，就是一个家族，世世代代只从事一种行业；同行业的人，又集中居住在同一个地方，并世代通婚。同一种氏（行业），住在同一个邑（地区），就成了族。族相聚，即为国。现在，周公把这些氏（行业）整体迁徙到另一个邑（地区），殷商那个“国”，还能存在吗？
也只能支离破碎。而且，归属于康叔，以及被伯禽、叔虞和姬克带走的殷商氏族，也只能融入周人的社会，成为新的国族。也许，多年之后，他们会被叫做“卫国人”或“鲁国人”，但在当时却都是“周人”。
这就已经相当高明，何况还不止于此。
实际上，建立宋国和卫国，跟建立鲁、晋、燕，用心是不同的。建宋封卫，都是为了对付殷顽，只不过宋为怀柔安抚，卫为监视改造，因此只是“近距离换防”。
伯禽、叔虞和姬克这三支队伍，却是“远距离殖民”。而且所到之地，均为要冲。比如晋国和燕国，便接近戎狄，其实是姬周的边防前线。难怪后人会说周公分封诸侯，是给周天子“扎篱笆墙”了。[2]
鲁国所在地，则是东夷的老窝。所以不但要让周公之子在那里建国，还让姜太公吕望建立齐国。这实在是妙不可言，简直等于二战后美国（姬族）和英国（姜族）跑到俄罗斯（东夷）建立殖民地，虽然他们都反法西斯（殷商）。
毫无疑问，以太公和召公之丰功伟绩，受封必在武王之时。但武王是初封，国土也近；周公是移封，国土也远。事实上齐侯、鲁侯和燕侯，都相当于英国国王派出的总督，只不过齐、鲁、燕都不能叫“海外殖民地”，得叫“海内殖民地”。其中的深谋远虑，给我们留下了无限遐想的空间。
总之，周公成功了。他瓦解了殷顽势力，控制了战略要地，酬劳了功臣盟友，岂非一举三得，一箭三雕？
什么叫政治智慧？
这就是。
不仅仅是统战
毫无疑问，这种智慧不是周公一个人的。西周建立的封国，也远远不止宋、齐、鲁、卫、晋、燕。它们甚至未必都是姬姓或姜姓，比如还有芈姓的楚国、姒姓的杞国（芈读如靡，姒读如四）。杞人忧天的故事，说的就是这号人。
楚、杞之类，在当时无疑都是小邦，至多不过部落国家，甚至只不过部落或部落联盟。他们在殷商时代叫做“方国”，比如周、召、姜，就叫周方、召方和羌方。此外还有（读如鬼）姓的鬼方、风姓的人方。殷商对他们或者武力镇压，或者不闻不问，是很失策的。
实际上这些方国，兵力少，数量多，规模小，来头大，动不动就号称神农、黄帝、尧、舜、禹之后，因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帮忙帮不上，添乱很容易。聪明的做法，当然是能团结的就团结，这样才能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至少，即便不能成为朋友，也不能让他们成为敌人。要知道，这些哥们跨入文明并不久，还带着野蛮习气和部落遗风，可是说动粗就动粗的。
何况其中一些还参加了伐纣战争。虽然不过一彪人马三五兵丁，只是打酱油的，却也算同盟国和参战国。现在胜利了，总得分他一杯羹，排排坐，吃果果吧？
那好，统统给个师长旅长当当。
于是，只要承认周王是天子，哪怕只是名义上认同周的领导，不管是氏族、部落、部落国家，也不管是诸夏、诸羌、百濮、群蛮，都纷纷弹冠相庆，人五人六地成为国君。
说起来这倒是个互利互惠的双赢方案，而且双方做的都是无本生意。比如方国，就什么都没失去。土地、人民、军队、财产，周天子都不要他们的，反倒还会再赠送一点。他们在伐纣战争中捞到的油水，当然一律加盖公章予以承认。诸侯的国内事务，周天子却概不过问。这难道还不合算？
更重要的是，这些方国不少是蛮族。因为文化落后，长期被殷商歧视，自己也自惭形秽。现在既已受封，也就成为列侯，可以跟中原诸国平起平坐，礼尚往来，这可真是咸鱼翻身，岂有不接受之理？
但，赚了大头的还是周。
首先，这些封国的土地、人民和财产，原本就是那些家伙的，周人并没有成本。周天子给出的，只是一个名义和头衔。但这张空头支票，却换取了对新政权的承认和支持，赎买了异动之心和武装力量，从而建立了自己的统一战线，还没失去领导权。最重要的是，方国的加盟证明了周政权天命和人心的“双重合法性”，这可不仅仅是“统战”。[3]
这就是西周统治者的一系列动作：再编组、大迁徙、广殖民、泛分封。总之，该镇压的镇压，该安抚的安抚，该酬劳的酬劳，该收编的收编。现在，他们可以高枕无忧了吗？
不能。因为新秩序是否稳定，仍是问题。
这就不能靠策略，只能靠制度。策略只是术（技术或权术），制度才是政（政治）。换句话说，制度的建立和建设才是根本性的，也才能保证长治久安。
事实上，就在周公他们下棋的时候，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制度也应运而生。这种制度本身是有“维稳功能”的，因此保证了五百年的太平。但它同时又有先天不足和内在矛盾，因此在春秋被破坏，在战国被颠覆，在秦汉被替代，只留下难忘的记忆和永远的惆怅。
它的名字，就叫“邦国制度”。
邦国制度
邦国制度的核心，是“封建”。
这里说的封建，不是封建社会或封建主义，跟封建礼教或封建迷信更是两回事。其实迷信跟封建毫不相干，礼教前面冠以封建二字也是乱点鸳鸯谱。封建，通俗地说就是“分封”，但叫“封建”更准确。因为不但要封，而且要建。封就是封邦，建就是建国。封和建，都是动词。邦和国，是名词。封邦建国，是动宾词组。这是本来意义上的“封建”。
先说“封”。
封就是“爵诸侯之土”。这是许慎的解释，也是学界的共识。说白了，就是分封诸侯的时候，要给他一片领土，一个地盘，还要明确地划出疆界。
这就得“封”。具体做法，是在边境线上挖沟，叫“沟封”。挖出来的土，堆在两边高高隆起，叫“封土”。土堆上面还要再种树，叫“封树”。种树主要是为了加固隆起的封土，防止坍塌，同时也更醒目。至于那条沟，也有多用。它是疆界，也是渠道，平时蓄水养树，涝时可以排洪。
显然，封的意义在“疆”，所以也叫“封疆”。封出来的政治实体，就叫“邦”。在古文字中，邦和封可以是同一个字，不过封是动词，邦是名词，相当于今天所谓“国家”，但又不能叫“国家”。因为在先秦，国是国，家是家，并不能混为一谈。而且春秋以前的邦，包括宋、齐、鲁、卫、晋、燕、楚等等，严格说来只有“半独立主权”。成为“独立主权国家”，要到战国。
不叫国家，叫什么？
邦国。[4]
邦国是最合适的称呼。因为所有的邦，都包括城市和农村。城市叫国，加上农村叫邦。邦是全境，国是都城，邦比国更准确。当然，邦与国也可以通用。因此，叫邦，叫国，叫邦国，都行。叫国家，不行。
邦国有大小。小一点的，是一个城市加周边农村。因此，其国名往往从邑。这就是“城市国家”。大一些的，是以一个中心城市为首都，再加若干城市和周边农村，这就是“领土国家”。西周初年，大多数邦国都是城市国家。只有周例外，有丰、镐、洛邑好几个城市。
周，也是邦国吗？
也是。只不过，是最大也最高级的。周的国君称王，因此是王国。而且，也只有周君可以称王。其他邦国之君，或为公（如宋），或为侯（如齐），或为伯、子、男，不等。但他们可以统称为侯。因为侯是“有国者”，或“封藩守疆之殊爵”，也就是在边疆保卫天子的人，所以又叫“侯卫”。侯是很多的，所以叫“诸侯”，也就是“诸多的侯”。等到战国，诸侯们纷纷称王，邦国制度就解体了。
由周王国和诸邦国组成的世界，叫“周天下”。这个天下，跟秦汉以后的大不一样。秦汉以后，是“一个天下，一个国家，一个天子，一个元首”。比方说，秦帝国与秦天下是合一的，秦天子也就是秦皇帝，这就叫“帝国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