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通在的时候，虎威军上下都以他为主，虽说各个团总的身份不同，可在王通面前也只有听令服从的立场。
现如今禁军等于是天子直管，从李虎头到韩刚，实际的官职和身份高低有别，但位置上差不多是彼此平等的，他们彼此之间就说不上什么了。
李虎头家中没什么背景，也没什么亲厚的人物，他的父亲李文远位置还没有他高，他和韩刚算是王通这一系，厉韬这边则是天下第一等的将门子出身，父兄都是总兵参将的位置，显赫异常，孙鑫这里，则是京营的中下层军官比较熟悉，而齐武这里，虽说是王通的亲卫，但他身后也有蓟镇的影子，而镇守山西的谭兵，谭家家将这是一块，但以这些年的判断，归化城商团和山西商团跟他关系密切，或者说是提供了许多的支持。
这些背景和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年节来往，各个团扩充，各级军将的提拔，每个团总都是或多或少的提拔那些和自己关系密切的人。
这个倒也无可厚非，到了战场上，谁不希望自己手下人听话，指挥起来也能得心应手一些。
王通对这个也是默许，因为各个团的骨干军官还是虎威军的老底子，他不用担心自己指挥不动，适当的给下面的人放放权，也不是坏事。
这其中，因为虎威武馆出身的少年不少都是在虎威军中效力，厉韬带来的宣府将门子自然都是在他的团里，孙鑫那边的京营子弟也是如此，双方都是以孙鑫和厉韬这两个最出色的人为首。
厉韬和孙鑫的两个团也是虎威军第二和第三强的团，老底子最多，对虎威军的战术领会最深。
在虎威武馆的时候，厉韬和孙鑫关系也就是一般，后来同在王通麾下，虽说亲近了不少，但人一旦是有自己的天地，而且彼此还有矛盾利害的时候，这亲近也就是那么回事了。
莫说是他们俩个，就算是其余王通亲卫担任团总团副的团，彼此之间也有这样那样的亲疏远近。
王通自然对这些了如指掌，不过这些却不是能和万历皇帝讲的，万历自己能领会最好，若不能也没有办法，若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虎威军系统的各个团彼此不相能，或许万历皇帝更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
所以王通能说的，也就是一句“胡闹”了，但看万历皇帝的反应，这件事他果然并不怎么在意，只是当个闲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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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谈就聊到了皇城城门关闭的时候，万历皇帝明显是谈的高兴，王通走后，宫中朝中也没有什么人能让他聊这么久。
其中说到了内阁首辅申时行已经快做了八年首辅，尽管申时行不声不响的，在朝政中，甚至私下的生活中都是低调异常，可首辅毕竟是首辅，在这个位置上，影响力就是向外扩充，不知不觉的深入方方面面。
如今朝中很多要害位置都已经是他的人了，地方上也有申时行的徒子徒孙操持大权，他的家奴某某也有了当年游七的声誉。
万历皇帝的话里的意思很明白，他不会让申时行做满十年，按照万历的判断，内阁首辅这个位置上一个人做的太久，把持朝政，会对皇权造成太大的侵害，从夏言、严嵩、徐阶、张居正都是如此，他不会让申时行也有这个机会。
但不管是万历皇帝说的，还是王通在松江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的，申时行自己也有辞官之意了，在内阁首辅这个位置上呆的太久，善终很难，前面那些例子也都证明了这一点，大家都是聪明人。
申时行之后，谁该继承这内阁首辅的位置，这个也没什么争论的必要，内阁次辅王锡爵已经是积攒了足够的声望，中枢能臣的评价几乎是朝野一致的。
从前万历皇帝选择首辅人选的时候，还会征求王通的意见，现如今，万历皇帝早就是有了定论抉择，和王通说说也不过是闲谈而已。
还提到了一件事，曾经做过工部尚书的潘季驯此时刊印了一本书，这本书是关于河工的，名为《河工要务》。
这潘季驯也是当年张四维提拔起来的大臣之一，和申时行和王通的都矛盾都颇深，朝争的时候，斗争不少，不过此人在治理黄河上用心颇深，是难得的实务能臣，
明时在河工上划拨的银子不少，凡是和河工相关的勾当，都是一等一的肥缺，不过这潘季驯颇为自律，做到尚书这个位置，如果说家中清贫那就实在是欺人诓骗了，但潘季驯家中最多也就是个富人而已。
这年头要印制一本书，雕版刻字，工程不小，耗费更是甚多，这个就不是潘季驯能负担的起了，还是有善人富商出资，刊印的这本书。
万历皇帝说这个不过是闲话，王通也陪着闲谈几句，实际上，潘季驯这本书在五年前就在写，不过其中有了大的改动，为什么有这个大的改动，因为潘季驯通过工部的渠道得知了在天津卫官办制造局的一些情况。
工部员外郎任愿主持的这个兵器工场，从制造能力和制造技术上都已经赶不上三江匠坊，但差的也不是太多，因为任愿时时刻刻学习改进，将三江匠坊那些新东西应用在官办的工场之中。
而且任愿从不克扣工匠们的工钱，制造局工场还有机会做私活，待遇比其他处高，工匠们的劳动积极性也有。
依照工部的文报记录，天下间的工场，只有天津卫这边造的兵器质量最精，最为合乎规范，各处边镇军营都愿意用天津卫的，甚至愿意倒贴钱，不说别的，京营、禁军所用的兵刃和火器就是天津卫这边制造。
这个质量合格还和产量最大相关，工部尚书潘季驯也明白实务的，在大明的各个官办工场，精良一定产量不大，产量大一定顾不上质量，却不知道天津卫怎么做到的这一点。
少不得要派人去天津卫实地的勘测调查，其实结论也不复杂，不过是任愿这边制度完备，从不克扣，还有度量衡统一，还有不少是从西洋那边学来的规范等等。
这些东西看着简单，执行起来却不容易，不过却给了潘季驯很大的启发，河工上也可以这么做。
因为这些启发，潘季驯把差不多成书的《河工要务》重写了将近七成的内容，而且还多次派人来到天津卫来到松江府询问，毕竟王通身边的这种“新式”工匠最多，能提供的经验和借鉴也多。
虽然政见不合，可对这种实务和技术的事情，王通是绝对支持的，一直是给予配合，从不刁难或者拒绝。
实际上《河工要务》这本书的出版，也和王通的资助相关，当然了，离开京师之后，王通也不可能明目张胆的给钱过去，少不得要有个“京师富商”出面。